1956年11月19日，蒋介石单独召见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随后刘乙光返回向张学良传达了写回忆的命令，并要求“真实写来”。

1956年11月20日张学良日记云：“老刘前日连夜去台北。今日返，午饭后来余屋，告知我，彼系被‘总统’召见，告他令我写一篇西安事变同GCD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张学良接到蒋的这一指示后，“百感交集，十分激动，决心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但是，他已多年不再回忆此事，不知由何下笔。当日，他曾向刘乙光谈西安事变经过约两小时，谈完又后悔，觉得违背了自己不久前所立“寡言”之誓。这一天晚上，张学良“兴奋过甚，前思后想，反复追思”，一夜未能睡好。

12月5日，张学良将回忆录写成。这实际上是一封写给蒋介石的长函，开头表明自己是奉命坦述西安事变经过，以供蒋介石参考并昭示后人。内容上充满了迎合蒋介石要求的“忏悔”与自责，例如称自己“立志救国，反而误国”、“为他人所利用而不自觉”等。
在回忆录中，张学良提到了与李克农、周恩来等人的联系，但声明发动事变并未和共产党“征询商议”，将事变归结于自己“不学无术，鲁莽孟浪”。对于杨虎城，他认为其不过是“陪衬”，并表示不清楚杨虎城与共产党的具体关系。
张学良自述长函的主旨是“真实”，但内容只写到他本人发动事变为止，事变发生后如扣留蒋介石、周恩来谈判等情况均略而未谈，且与共产党的关系谈得很肤浅。由于担心遗漏或引起蒋介石不满，他在12月6日特意补写了一段话，说明并非有意规避真实，若有指示可再详细陈述。

蒋介石为何在此时下令张学良写回忆录，有两种说法：蒋当时正在撰写《苏俄在中国》一书，需要了解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与中共接触的内情，故命张提供材料。另一种可能与1955年郭增恺在香港《热风》杂志发表文章、披露西安事变部分真相有关，蒋需要张出面“驳斥”以维护其官方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