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伙癌症晚期，自己主动不治了。买了瓶白酒喝，医生说这哪能喝，小伙却回：怕啥，早晚都是个死，不如吃点喝点，不当饿死鬼，也算没亏了自己。


29岁的赵阳从医生办公室出来的时候，还拍了拍母亲的肩膀，说没事，人早晚都有这一天，肝癌晚期，这四个字他用了好几天才真正咽下去，医生说积极治，也许还有半年到一年。


他一个人躲在卫生间里把水龙头开到最大，蹲在地上抖了很久，出来之后跟母亲说了一句话：妈，咱不治了，你留着那些钱，好好过，回家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楼下小卖部拎了一瓶十几块钱的二锅头。


母亲冲过来抢，说医生交代了一滴都不能沾，他躲开，仰头灌了一杯，辣得直咧嘴，然后笑着说：怕啥，早晚都是个死，不如吃点喝点，不做饿死鬼，也对得起自己。

 
这句话被人传来传去，传成了“通透”，但把一个29岁的人用一瓶廉价白酒完成的告别读成潇洒，等于把他真正的困境一笔勾销了。

 
赵阳的账算得很具体。化疗、靶向药、住院费，一个月好几万，父亲走得早，母亲靠一份微薄的退休金把他拉扯大，房贷刚还完没两年，他清楚自己那点治疗窗口换不来一条命，却确定能换来母亲余生的债务。


所以他选了白酒，选了回家给母亲做饭、修漏水的水龙头、去江边看夕阳，这些选择本身有尊严，不该被任何人居高临下地评判，但白酒出现在这个画面里，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在“砸钱治到底”和“回家喝二锅头”之间，本该有别的路可走，而这条路对赵阳来说不存在。

 
先说疼痛。肝癌晚期的疼不是咬咬牙能过去的东西，国内研究数据显示，晚期癌症患者中超过80%没有得到充分的疼痛管理，晚期和转移性患者的癌痛发生率在60%以上，其中近三分之一是重度疼痛，吗啡是癌痛治疗公认的核心药物，医保甲类，价格低廉，按理说应该是最不用发愁的一环。


但基层的现实是另一回事：乡镇卫生院和社区机构里强阿片类药物的配备率长期偏低，农村地区的临终患者拿到一盒规范止痛药的路，比城市患者长得多。


赵阳吃的“一片止痛药”具体是什么，新闻没有细说，但一个在家等死的人手边最靠得住的镇痛手段如果是一瓶二锅头，那说明止痛药没有到他手里，或者到了也不够用。

 
再说钱，癌症治疗的自费比例一直被低估，一项覆盖大量患者的调研显示，肿瘤患者平均自付比例达到36%，总费用超过50万的时候，62%的患者自费部分超过一半；费用到30万以上，超过一半的家庭直接陷入筹资断裂。


赵阳家不是拿不出几万块，是拿不出几十万，而且拿出来的每一分都意味着母亲晚年少一分活命钱，他放弃治疗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他把“自己活着”的成本和“母亲活下去”的成本放在同一杆秤上称了，然后主动把自己那一头抬了起来，这种计算冷得让人难受，但它每天都在普通家庭里发生。

 
最该被看见的是第三层：安宁疗护的空白，赵阳要的其实不多，不疼，能吃口顺口的，有人陪着走完最后一段，这正是安宁疗护该干的事，国内每年约700万终末期患者需要这类服务，实际能接触到的只有60万上下，覆盖率不到10%。


全国一百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里，设有安宁疗护科的只有4000多家，占比不足0.4%，而且绝大多数在大城市，农村地区的情况更直白，用全国政协委员向华调研后的原话说，安宁疗护服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赵阳家在银川，不是北上广，他够不着那4000家机构里的任何一家，白酒之所以刺眼，是因为它在一个本该由止痛药、居家照护和临终陪伴填补的位置上，充当了替代品。

 
尊重赵阳的选择，和指出这个选择背后的空缺，是两件事，可以同时成立，一个人有权决定自己最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份自主不该被否定，但一个29岁的人用一瓶二锅头来完成告别，不该被当成一个温暖的故事收尾。


他真正缺的不是想开的勇气，是疼的时候有药、走的时候有人、不治了之后还有一条不那么硬的路可以走，这些东西到位了，白酒才可以只是白酒，而不是一个人最后能攥住的唯一一样东西。


赵阳坐在花坛边，抿了一口酒，旁边的护士急得直跺脚，他却笑了，那笑容里有无奈，也有一种终于想通后的释然。


早晚都要面对死亡，这话听起来有些消极，可仔细想想，谁又能例外？不同的是，有些人直到最后还在不甘心地挣扎，有些人则选择按照自己的想法，走完剩下的路。


不想饿着离开，也不愿成为别人的负担，一个29岁的小伙子，却用一瓶二锅头，把这件事看得比不少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还要透彻。


信源：
中国银行保险报 -- 《"就差半个月" 的遗憾，跨越抗癌 "钱关" 路在何方》2026.7.31
政协云（湖南省政协） -- 《委员风采丨向华：让 "安宁疗护" 温暖有光、行稳致远》2026.2.27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癌症疼痛诊疗规范（2018 年版）》（人民网转发） -- 《癌痛患者福音！国家卫健委发布最新版癌痛诊疗规范》2018.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