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必须要走资本主义，革命先辈们的血就白流了！不是因为大家怕改革，而是有人正把“全面私有化”包装成改革唯一的终极目标，仿佛不照西方那条路走，中国就没活路似的。

一提到改革，网上总有人把话题直接推到“全面私有化”上：国企要卖，医院要改，学校要放，土地也要彻底市场化。仿佛只要把公共资产交给私人经营，效率就会自动提高，亏损会自动消失，老百姓也会立刻过上好日子。

问题在于，私人经营从来不是包治百病的神药。

这几年，私企老板卷款跑路、平台垄断、外卖抽成、长租公寓爆雷，大家并不陌生。资本一旦缺少约束，追逐利润的速度往往比改善服务快得多。可到了国企、医院、学校这些关系民生的领域，一些人却突然开始鼓吹：只要全面私有化，一切问题就能解决。

这套说法，几十年前就有人试过。

1992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接受西方顾问开出的“休克疗法”，目标很激进：500天完成转型，快速建立成熟市场经济。具体做法也很直接，放开物价、全面私有化、压缩财政开支、收紧货币。

纸面上的逻辑听起来很漂亮，现实却是一场剧烈震荡。政策实施仅3个月，物价就开始失控，1992年全年通胀率达到2508.8%。普通人辛苦攒下的钱，短时间内几乎变成废纸。

当时政府还给每位公民发放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宣传人人都能成为国企股东。可老百姓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哪里还有余钱和精力长期持有股票？很多人只能低价卖掉证券，换一些面包和日用品。

权贵和商人却抓住了机会。他们凭借信息、关系和资金，大量低价收购这些证券，把原本属于全民的资产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

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的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最后私有化收入却只有约72亿美元。全球最大的镍矿企业之一诺里尔斯克镍业，曾以1.7亿美元的价格落入私人资本手中；苏联石油工业的重要支柱尤科斯，也只以3亿美元转手。

几年之间，7名寡头控制了俄罗斯大部分能源、金融和媒体资源。整个90年代，俄罗斯GDP累计下降近一半，工业生产缩水过半，超过三分之一人口跌入贫困线以下。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从苏联末期的65岁降到1994年的57.6岁，人口连续多年负增长。

还有统计显示，俄罗斯私有化期间损失的社会财富约1.7万亿美元，相当于1996年俄罗斯GDP的4.2倍。一个工业基础雄厚的国家，最后不得不依靠出口资源维持运转，国家实力和普通人的生活一起被拖了下去。

这哪里是让人民成为“资本家”？更像是把全民家底先打包，再用极低的价格分给最有权力、最有门路的人。

拉美一些国家也走过类似道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思路，它们出售国企，放开水电、能源、铁路和通信，把大量核心产业交给外资和私人资本。结果并没有换来普遍繁荣，阿根廷反而一轮又一轮陷入经济危机和债务违约。

当关键产业被外部资本控制，政府调节经济的能力就会被削弱。利润可以被带走，风险却留在国内，最终往往是富人越来越富，普通人的工作、福利和生活安全感越来越薄。

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训同样明显。美国医疗高度市场化，人均每年医疗支出接近1.5万美元，约为其他发达国家的两倍，但人均预期寿命却在高收入国家中排名靠后。2023年，约35%的美国成年人因为支付不起费用而放弃或推迟治疗。

一剂抗癌药，成本可能只有3000多美元，医院却能卖到1.3万美元以上；成本约20美元的胸片，收费也可能翻上十几倍。医疗一旦变成资本生意，病人就不再只是需要救治的人，也会被当成一笔笔可以计算的收入。

教育也一样。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已经达到1.77万亿美元，超过4200万人背着债务，平均偿还周期约20年。大学学费涨得比工资快，普通家庭想靠教育改变命运，往往还没走进社会，就先背上了半辈子的账单。

土地问题更不能只盯着“盘活资产”四个字。要是农村土地可以随意买卖，资本下乡圈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怎么办？进城找不到稳定工作，回乡又没有耕地，最后连最基本的退路都可能被堵死。

现行土地制度也许不够“市场化”，却给几亿农民留下了一道安全网。改革不能只看账面上的资产价格，更要看普通人失去保障之后，还有没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

当然，反对全面私有化，不等于拒绝改革。国企存在效率不高、机制僵化、利益输送等问题，该改的必须改，该管的必须管，不能靠“全民所有”四个字掩盖经营漏洞。

革命先辈付出牺牲，不是为了赶走旧的剥削者，再养出一批新的寡头。改革当然要继续，但不能把西方失败的剧本重新抄一遍。真正有价值的改革，应当让多数人拥有更稳定的生活和更清晰的未来，而不是让全民家底成为少数人发财的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