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卓英把报纸叠好，放在藤椅边上。午后的屏东，风吹过“回园”的菜畦，带来一点泥土气味。他看了一眼标题，又把目光移开了。
副官送来新到的公文，只是薄薄一个信封。拆开，里面是例行通知：下月国防研究院的座谈会，他的发言次序排在第七位，议题是“中国古代阵法与现代防御之联想”。他拿起笔，在“第七位”旁边顿了顿，没有写字，把通知轻轻放在了那叠报纸上。
电话铃响了几声。夫人陈辉青从屋里出来接，听了片刻，捂住话筒低声说：“是台北张厅长，问你身体好些没有，又说座谈会若不方便，可以请假。”
罗卓英摇了摇头。他没说话，走到书桌前。桌上摊着还没写完的诗稿，墨迹已干。最末两句是：“江海呼吸成旧梦，纸上谈兵亦英雄。”他看了一会儿，伸手把纸慢慢揉成一团。
三天后，他还是去了台北。战略顾问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窗外能看见操场，年轻士兵正在训练。他经过时，几个正快步走过的年轻参谋忽然放慢脚步，向他立正敬礼，眼神里有一种他熟悉的、对老将的尊敬，但也仅此而已。他点点头，走进那间几乎没什么文件的办公室。
座谈会开始后，前面六位依次发言。轮到第七位时，主持人看了看表，说：“罗上将的题目很有见地，但时间有些紧，可否精简些讲？”
罗卓英站起身，拿起准备了半个月的讲稿。他讲了不到三分钟，刚说到宋代阵法的变通处，主持人便温和地插话：“感谢罗上将。下面请李主任谈谈当前防务部署。”
他坐下，把讲稿对折，再对折，放进公文包。后面的发言，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散会后，一位面生的中年官员走过来握手，说：“罗公当年上高会战的打法，我在军校时还研读过。” 罗卓英笑了笑，说：“都是旧事了。”对方寒暄两句便转身与人谈论新式装备去了。
回屏东的火车上，他望着窗外飞逝的稻田。忽然想起1946年在东北，也是坐火车，车厢里电话不断，参谋们围着地图争论。那时窗外的平原覆盖着大雪，他觉得那雪底下埋着无限的胜负可能。如今窗外是南台湾永不褪色的绿，他却觉得这绿色绵延得像一堵墙，把他和所有可能性隔开了。
抵达屏东时天已黑。夫人提着灯在门口等。吃完饭，他照例去书房。这次没有写诗，而是从书架深处抽出一本硬皮笔记。翻开，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整军方案、训练大纲、后勤改良条陈，都是1952年到1954年间写的，那时他还偶尔去凤山军校讲课。每一页的边角都有细小的批注：“已阅，存参。”“构想甚佳，俟诸异日。”
他翻到最后一页有字的地方，停住了。那一页写的是关于高山地区机动部队的编组设想，日期是1955年3月。下面空着一大片。再往后翻，全是空白。
他拿起钢笔，吸满墨水，在那页设想下面画了一条线。线画得很直。然后他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最底层。
1960年春天，儿子罗中郎从美国回来探望。晚饭后，儿子试着问：“父亲，我在那边认识几位学者，他们办一份军事评论刊物，想约些有分量的稿件。您有些思考，或许可以……”
罗卓英摆摆手打断：“不必了。这里不是发表观点的地方。” 沉默了一会儿，又说，“你在外头好好做学问，不要碰这些。”
儿子回美国前夜，罗卓英罕见地多说了几句。他站在回园的庭院里，指着北边说：“我这一生，最远打到缅甸，最高到过战区司令长官。可现在，连这屏东的风都吹不出去了。” 说完自己先笑了笑，像是说了句不相干的闲话。
第二年秋天，他的糖尿病加重，心脏也频繁不适。住院前，他让夫人把书架上那一排自己写的《呼江吸海楼诗集》取下来，用布包好。夫人问要带去吗？他摇摇头：“留给中郎吧。他未必读，但留着是个念想。”
1961年11月6日下午，他在台北的病房里醒来，精神似乎好了一些。窗外的夕阳照在对面建筑物的玻璃上，反射出一片晃眼的亮光。他看了一会儿，对守在床边的夫人轻声说：“辉青，我梦见坐船过长江。水很急，但船很稳。”
那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几小时后，监测仪器上的曲线拉成一条直线。没有遗言，没有突然的变故，就像他最后这几年——渐渐地，静默地，停了下来。
葬礼按上将规格举行。挽联很多，其中一副写着“上高勋名在，东屏诗稿存”。来吊唁的老部下不多，大多也已经白发苍苍。仪式结束时，一位过去在他麾下任师长的老人，走到棺木前深深鞠了一躬，低声说：“长官，走好了。” 然后转身，慢慢走出灵堂。外面的阳光很亮，照得人微微眯起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