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遵义，柏辉章公馆二楼。

会场里的人陆续落座，椅子、凳子随便搭，没有讲究的排场。然后，一副担架抬进来了——躺在上面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

他腹部藏着一块取不出来的弹片，时常化脓，走几步路都要皱眉头。

所有人给他让出一块地方。

这个细节，在后来的史书里只是一句话带过。但放在那个夜晚，它沉甸甸的。就是这个需要人抬着才能进屋的人，在那晚会场上，说出了整个会议最关键的一句话——

他要求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这一切得从头说起。

1934年10月，红军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就是后来说的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人。

然后是湘江。

国民党已经猜到了红军要去哪里——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调了二十五个师，守在湘江两岸，就等这支部队钻进口袋。博古和李德明知道，还是按原路走。

红军苦战五天五夜，渡过了湘江，但人数从八万六锐减到三万余人。

那些没有渡过湘江的，有的战死，有的被俘。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后被俘，自断肠子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整个第三十四师，几乎全部覆没。

走在队伍里的很多人，开始想一件事：这条路，到底走不走得通？

王稼祥那时候就躺在担架上跟着走。

他是1933年4月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的伤，弹片打进腹腔，手术取不干净，就这么带着。肠子时常流脓，疼起来整支队伍都得停下来等他缓过劲儿。

湘江之后，他开始找人谈。

先是毛泽东——两人一路搭着行军。王稼祥直接说：再让博古和李德这样指挥下去，不行。毛泽东没表态，反问他：那你怎么看？王稼祥说，他在想这件事，想清楚了再说。

然后他找了聂荣臻，同样躺着养伤的一军团政委。王稼祥开门见山：必须撤掉博古和李德，最好由毛泽东重新出来统帅部队。聂荣臻爽快答：完全赞成，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

还有张闻天。张闻天本来就对博古的路线不满，两人一拍即合。

长征出发后，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几乎一直在一起行军。张闻天后来回忆：就是这段路，为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该想的都想清楚了，该谈的都谈过了。

1934年12月，形势开始松动。

通道会议，毛泽东提出放弃北上湘西改往贵州进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明确支持，博古、李德的方案被否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相继召开，沉积的不满开始变成决议。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

1月15日晚上七点多，会议在柏公馆二楼开幕。参会二十一人，李德以顾问身份列席，带着翻译伍修权。

博古先作主报告，说失败是因为敌人强大、根据地群众支持不够。

这套说法，惹怒了很多人。

周恩来接着讲：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随后作了一个"反报告"，逐条批驳博古，把那套归结给客观原因的说辞剥了个干净。

然后是毛泽东的长篇发言。他说：为什么前四次反"围剿"能赢、第五次输了？不是因为敌人变强了，是因为打法错了。用堡垒对堡垒、阵地战对阵地战，就好比叫花子跟海龙王比宝，怎么比得过？

会场气氛开始变。

这时候，王稼祥开口了。

他带着腹腔里快两年的弹片，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分析，然后提出：拥护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这在当时，是很重的话。

王稼祥本来是博古一条线上的人——两个人都是留苏派，都和共产国际有渊源，都被视为当时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人马。

这意味着，他不是被人推出来说话的，是他自己选择站出来的。他的公开表态，意味着博古的支持面开始垮。

周恩来随后提出：建议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

李富春、聂荣臻、朱德、刘少奇、陈云相继支持。只有凯丰不同意，博古没有完全承认错误，李德坚决拒绝批评——但三个人，已经挡不住这个局面了。

会议开了三天，1月17日结束。

结果是：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此后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3月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负责全军军事行动。

那个一直躺在担架上的候补委员，进了最核心的指挥机构。

遵义会议后不久，红军攻克娄山关，长征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大胜仗。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留下那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后来很多年，毛泽东提到王稼祥，说了一句话：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

【主要信源】
《遵义会议：翻开了新的一页》，共产党员网，2025年1月14日
《为什么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共产党员网，2022年4月13日
《遵义会议："我们走自己的路"》，人民网，作者：吴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