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纪登奎严厉批评张爱萍，陈锡联劝他认错，张爱萍却直言：那是你自己的事

这次争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1975年3月8日，张爱萍出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主要负责统筹国防科技工作，不能简单理解成他当上了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七机部承担导弹、运载火箭等方面的研制生产任务，许多重要项目都要经过设计、试验、生产几个环节，任何一处停摆，都会牵动后面的进度。

张爱萍没有把全部时间放在机关听汇报。他接触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后，了解到一种令人着急的状况：有的任务急着完成，却找不到人组织；有本事的技术人员得不到合适的岗位；还有人想按技术规程做事，却被部门间的矛盾拖住。对于精密制造来说，这些麻烦不是多开几次会就能化解的。

他把注意力落在七机部所属的230厂。这里承担陀螺仪等关键设备的研制生产。陀螺仪与飞行器的姿态测量、制导控制有关，器件虽小，却需要长期积累技术和经验。工厂的管理若没有章法，零部件质量、检验流程和交货进度都会受到影响。张爱萍选这里作突破口，着眼的正是整条研制链条的运转。

3月27日，张爱萍在230厂面对职工讲话。他并没有把问题只归结为设备不够先进，而是要求恢复岗位责任，让熟悉技术的人能够把心思放回工作上。有关当事人回忆，那天不少职工赶来听他讲话。面对现场反映出的积压问题，他主张把争论放到一边，先把拖延的任务、人员安排和生产秩序理顺。

到4月21日，工作重点已经从工厂内部扩展到型号研制。七机部有关研究单位举行东风四号、东风五号方案论证会，张爱萍特别强调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这样的要求不是一句催进度的口号。型号工程涉及众多协作单位，方案一旦确定，还要落实试验条件、生产能力和不同部门的配合，少一个环节也难按计划完成。

整顿还涉及人员和组织关系。此前一些单位长期受到内部争执影响，正常的岗位分工难以执行。1975年5月，国防科研系统整顿继续推进，要求有关单位在规定期限内解决派别组织问题。7月1日成为落实相关安排的一个时间节点。随着调离人员等具体措施展开，支持整顿与反对整顿的意见也逐渐对立。

其中，230厂的舒龙山因调离处理提出申诉。10月1日，他写下有关材料，对张爱萍主持的整顿提出指责。11月2日，这份申诉进入更高层面的处理程序。需要注意的是，申诉材料中的说法代表申诉人的立场，并不能直接当作整顿工作真实情况的结论。后来围绕张爱萍的严厉批评，正与这份材料有直接联系。

11月8日，仍在外地的张爱萍接到通知，要求尽快返回北京。按照张胜对父亲经历的记述，张爱萍回京后第二天参加了谈话。有关回忆没有明确给出会面的具体日期，因此只能把它稳妥地放在11月上旬。会上，有人把那份申诉材料交给他过目，也有人围绕他此前在七机部的讲话追问。

纪登奎批评的一个重点，是张爱萍对过去工作状况的评价，以及那些在基层听来相当尖锐的讲话。张爱萍并没有回避自己说过的话，而是反问对方是否真正读完了材料。争论由具体工厂的用人、生产问题，变成对整顿工作方向的判断。两边没有把分歧谈拢，场面也就越来越难缓和。

陈锡联在这时出面劝解。按张胜记录的转述，他用自己曾承认错误的经历作例子，意思是先承认下来，也未必造成更坏的结果。陈锡联这样劝，是希望事情尽快有个转圜余地；张爱萍却认为，别人能够接受的处理方式，不等于自己也必须照办。他当场回答“那是你！”，并没有答应作那样的认错。


争执并未在那次谈话后立刻结束。11月26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从酒泉发射，成功进入预定轨道。11月29日，回收舱安全返回地面。这项成果属于参与研制、发射、测控和回收的广大科研人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复杂航天工程离不开持续协作和严格的工作秩序。

11月30日，家人为张爱萍拟写过一份检讨材料，但他没有在上面签字。事情延续到了1976年1月18日。当天，他在有关大会上发言，谈到自己恢复工作以来的讲话和决定，并表示，假如存在错误，愿由个人承担责任。这一表述的关键在于“假如”：他没有简单接受先前加在自己身上的全部指责。

1977年3月后，张爱萍重新承担国防科研领域的重要工作。此后，他继续推动重点装备研制和科研管理制度建设。1980年5月18日，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标志着有关技术取得重要进展。
这场分歧的意义不在于谁声音大，谁把对方说服了，而在于技术工作不能靠轻易表态来判断成败。陈锡联想让局面平稳过去，考虑的是眼前的风险；张爱萍坚持自己的判断，考虑的则是怎样对自己做过的工作负责。两种考虑各有现实背景，但事实最终仍要落在项目进度、研制质量和人员能否正常工作的检验上。对今天的人来说，这段经历同样值得思考：遇到复杂问题，既要懂得沟通，也不能为了息事宁人就放弃事实依据。真正能够让人信服的，不是一时的表态，而是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工作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