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湖南平江解放后，有一个乞丐模样的妇人，径直走进了县委大院，当门口的守卫拦住她的时候，女乞丐却说：“我不是要饭的，我是来找县委书记的”。

1949年，湖南平江刚解放不久，一切尚在恢复中，县委大院门口却出现了一个穿着破烂的中年妇人。

她在门口徘徊了许久，靠着墙发呆，时而看向里面，时而低头不语，她手里死死攥着一个破旧的布包，另一只手则牵着一个满脸污垢的小男孩，孩子骨瘦如柴，明显是长期饥饿的状态。

门口的守卫本以为她是个流浪乞讨的人，但迟迟不见她开口讨要，倒是神情有些复杂。

终于，她鼓足了勇气走上前，对守卫说了一句话：“麻烦小同志，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县委书记？”

这话一出，守卫愣了一下，狐疑地上下打量她，问：“你找县委书记做什么？”妇人抬起头，语气认真地说：“我是有重要的事情找他，不是要饭的，你只要帮我通报就行。”

守卫虽然心里仍然疑惑，但看她眼神里满是真诚，也不像是寻衅滋事的人，稍一犹豫，还是进屋通报了。

当时在办公室忙着整理文件的齐寿良听闻有位像乞丐的女人带着孩子要见他，心里也充满了好奇，便同意让人带她进来。

几分钟后，妇人牵着孩子，走到了他面前，妇人站定后，低声问了一句：“你就是县委书记吗？”齐寿良点了点头。

这时，妇人的神情突然激动起来，她把手里的布包放到了桌上，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一件破旧的棉袄，她颤抖着翻开棉袄领口的缝线，从里面掏出了黄灿灿的黄金！

这一幕让齐寿良一时不知所措，正准备开口询问，妇人已经哽咽起来：“齐书记，这是党费，还有我欠的党费，一并还给国家。现在我丈夫九泉之下，也能安息了。”

话刚说完，妇人擦了一下眼泪，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她名叫朱引梅，是一名中共党员，而她的丈夫涂正坤，是1939年“平江惨案”中牺牲的一位革命同志。

据她回忆，在丈夫遇害的前两天，他就察觉到了异常，特务在街上四处搜寻，对党员的活动盯得很紧。

涂正坤临走前，特意将组织托付给他的党费交给了她，让她小心保管，并千叮咛万嘱咐，这笔钱无论如何不能落入敌人手里。

说完这些话，他便离开了家，没想到再见到丈夫时，已经是冰冷的遗体。

她强忍悲痛，将丈夫留下的这笔党费藏到邻居家中，而自己带着年幼的孩子回到了涂正坤的老家。

可还没来得及为丈夫办妥后事，特务的消息便追到了老家，朱引梅没办法，只能深夜里带着仅有的一些行李和孩子悄悄逃离，此后，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活。

十年间，朱引梅和孩子几乎没有安稳的落脚之处，他们常年在山区和农村间辗转，偶尔为了生活才到小镇乞讨，日子过得极为艰苦。

有一段时间，孩子高烧不退，她心急如焚，只能采野草煮水给孩子喂食，而在最绝望的时候，这袋黄金也一直被她藏在身上，她从未动过哪怕一两，她说：“这是党的钱，我一分也不能花。”

直到1949年，平江解放的消息传来，朱引梅才终于带着这笔珍贵的黄金，赶到了县委大院，将丈夫的嘱托交到了党组织手中。

听完这个故事，齐寿良沉默了许久，他接过那袋黄金，只见上面还残留着朱引梅手里因长期劳作留下的污渍。

孩子站在一旁，看着母亲，像是完成了一件困扰许久的事。整个办公室弥漫着一种无声的敬意。

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这是多么宝贵的财富，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理想，为了初心，这名普通的共产党人宁可选择颠沛流离，也绝不辜负嘱托。

这份信仰，不仅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更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员在最艰难岁月中的坚韧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