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1岁的聂树斌被枪决。他死前说，妈我没杀人。案子办得很快，几个月就判了死刑。所有人都觉得他就是凶手。
张焕枝把那辆二八自行车从棚子里推出来，车胎气是足的。她摸了摸车筐。邻居隔着矮墙看见，叹了口气：“又去啊？人都没了，你还能翻出什么花来？”

张焕枝没接话。她把车把上挂着的布兜子正了正，里面塞着一瓶水和几张复印的材料。脚一蹬，车链子嘎吱响了一声，人就顺着土路下去了。

邻居不懂，她心里其实也说不清到底在翻什么。可她就是停不下来。

聂树斌被抓走那天是1994年9月23号。那天下午他穿着工作服刚从厂里回来，进门没多会儿，几个民警就到了。他们跟张焕枝说，有点事要问问，带走问问就回来。聂树斌那孩子口吃，一紧张更说不出话，就回头看了他妈一眼。那一眼张焕枝记了二十多年。后来她才知道，警方认定他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那桩强奸杀人案的凶手。死者是附近液压件厂的女工，三十来岁，被人从自行车上拖进地里掐死。聂树斌被抓的时候，案子已经发生一个多月了。

那会儿破案讲究快。从抓人到枪毙，满打满算七个月。一审开庭的时候张焕枝没让进去，说是涉及隐私。她就坐在法院外面的马路牙子上等。等门开了，人往外走，她看见儿子戴着手铐坐在最前排，背对着门口，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她喊了一声“树斌”，法警就把她往外推。聂树斌回头看了一眼，满脸是泪。那是她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儿子。

枪毙那天是1995年4月27号。没人提前通知她。她是后来才从火葬场把骨灰领回来的，一捧灰，装在一个小盒子里。

头几年她没怎么闹。不是不想，是不知道往哪儿闹。她一个农村妇女，连石家庄市区都认不全。后来有人跟她说，你去北京，去最高法院。她就去。坐公共汽车到石家庄，再倒火车。到了北京站下来，东南西北分不清，就一路问。问到地方了，门卫不让进，她就坐在台阶上，把材料拿出来，一份一份整理好，再问下一个人该往哪儿交。

2005年的时候出了件大事。一个叫王书金的河北人在河南被抓了，这人背了不止一条人命。他交代说，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里那个女的，是他杀的。不光说了，还能带着警察去指认现场，连被害人当时骑的自行车倒在哪边、钥匙掉在哪儿都说得出来。

报纸一登，全国都知道了。张焕枝是从女儿拿回来的报纸上看见的。她当时手抖得拿不住那张纸。十年了，她一直跟人说儿子不会杀人，没人信。现在好了，有个人自己站出来认了，这总该有人听她说话了吧。

事情没她想得那么简单。

王书金在法庭上主动交代石家庄那起案子是他的，法官不让说，说跟本案无关。王书金急了，说我杀了人你们凭啥不让我认。底下的人面面相觑，法庭里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响。张焕枝开始跑法院递申诉材料。河北省高院那边，材料收了，没回音。去问，就是等。她等了一年又一年。老伴聂学生受不了这个折腾，有一回喝了药，人是救回来了，可瘫在床上，话也说不利索了。

张焕枝一个人，又要照顾瘫了的丈夫，又要接着跑。她把聂树斌以前的判决书翻来覆去地看。那上面写着，认定聂树斌杀人的主要证据是他自己的口供。口供这东西，没有别的证据撑着，能信吗。现场那件花衬衫，到底是从哪儿来的，说不清。作案时间也对不上，聂树斌厂里的考勤表没了，他那天到底在不在班上，死无对证。

她一个农村老太太，硬生生把这些法律上的弯弯绕绕给琢磨明白了。哪段时间的讯问记录缺了，哪些证人后来改了口，哪份材料是后补的。她拿个本子记，记得密密麻麻。

2014年底，事情终于动了。最高法院说，这个案子交给山东高院去复查，不归河北管了。山东那边的人来了石家庄，去了那片玉米地。二十年前的地，早就不种玉米了，修了路，盖了房，可他们还是去量了距离，找了当年的人问话。

复查的报告交上去，说原判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没法排除别人作案的可能。最高法院决定自己提审这个案子。

2016年12月2号，张焕枝记得清清楚楚。头一天晚上她没睡着，脑子里翻来翻去的，都是聂树斌在法庭上哭的那张脸。那天她坐在法庭里，听审判长念判决书。念到“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的时候，她的眼泪一下子涌出来，止都止不住。旁边的人递纸巾给她，她攥在手里没擦，就那么坐着，让眼泪淌到下巴上。

从法院出来，一堆记者围着她。她把判决书举起来，对着镜头说，我满意，我给最高法院点个赞。话说得利索，像练了很多遍。可她转头跟一个相熟的记者小声说了一句，结果再好，我儿子也回不来了。

那天下午，她回了下聂庄。把那辆二八自行车又推进棚子里。车筐里还放着早上出门时带的那个布兜子，里面有一份无罪判决书的复印件。她没骑，是推着走回来的，一路推一路哭。邻居这回没叹气，远远地看着她，也没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