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君主拥有至高的最终裁决权，形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
当君主权力缺少有效制度约束，个人意志容易干扰法度，公平正义就容易受到影响。历代有识之士推崇 “道”“天理”“民心”，试图以道义、礼法去制衡君权。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太子刘启继位。新皇帝刚坐上宝座，掌管天下刑狱的廷尉张释之却称病不出。他想辞官，又担心惹来杀身之祸。
多年以前，他曾当众拦住刘启的车驾，并把太子的过失写成奏章送进宫中。

那时张释之还担任公车令，负责宫门事务。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武同车入朝，经过司马门时没有按规矩下车。张释之追上去，禁止二人进入殿门，随后以不敬之罪弹劾。二人没有当场得到通行许可，弹劾奏章随后送到文帝面前。

汉文帝得知后，向薄太后免冠认错，承认自己教子不谨。
薄太后派人带着赦免诏令前来，太子和梁王才获准入内。张释之没有受到处分，反而升任中大夫。宫门的禁令没有被废掉，但犯禁者也没有接受通常的处罚。薄太后凭皇帝的赦令解除了禁令的后果，公车令无权阻拦赦免。

张释之早年还曾劝文帝收回一项人事任命。
有一次，皇帝在上林苑询问禽兽簿册，负责管理的官员答不上来，一名小吏却对答如流。文帝当场想提拔此人。张释之劝阻，指出秦朝官吏争相以苛察、口辩取悦上级，国家政事反而失去实效。文帝收回任命，又让张释之陪车谈论秦亡的教训。

后来张释之出任廷尉，碰上的案件直接触及皇帝自身。汉文帝乘车经过中渭桥，一名男子从桥下跑出，惊动御马。随行骑兵把人捉住，交到廷尉审理。男子说，自己听见皇帝出行清道，便藏在桥下；等了许久，以为车队已经过去，出来才发现御驾尚在，慌忙逃跑。

张释之按犯跸之罪判罚金。文帝很不满，认为马匹若不驯顺，自己便可能受伤，处罚却只有一点钱。张释之坚持，法律既规定这种处罚，廷尉就不能因为受惊的是皇帝而擅自加刑。

若此案任意加重，以后地方官审案也会随意决定轻重。文帝沉默许久，认可了廷尉的裁断。

张释之又对皇帝说明：当时若皇帝直接命人处置，事态可能不同；既然已经交付廷尉，就应依照法定尺度办理。当事人既已交给廷尉，廷尉便须按照刑律定罪。此案由文帝决定移送，也由文帝决定是否批准廷尉的奏裁。

更难办的案子发生在高祖庙。
有人偷走神座前的玉环，被捕后送交廷尉。张释之按盗取宗庙器物的法律，奏请弃市，也就是执行死刑。文帝仍嫌太轻，要求株连罪犯的家族。

文帝初即位时，曾下令讨论废除让无罪家属受牵连的收孥相坐之法。主管官员认为连坐能够使百姓不敢犯法，主张维持。文帝坚持罪犯既已受罚，不能再让无罪的父母妻儿一同受刑，朝廷终于奉诏废除有关条文。面对宗庙失窃，文帝却亲自要求扩大株连。

张释之摘下官帽请罪，却没有修改判决。他提出，罪行本有轻重，如果偷一件宗庙器物便要灭族，将来有人毁坏高祖陵寝，又该用什么刑罚？文帝把这场争执告诉薄太后，最终批准廷尉原议。盗环者仍须按律承担弃市之刑，朝廷没有批准将其全族处死。

惊马案中，文帝说廷尉判得对；盗环案中，他与太后商议后才批准奏裁。两道奏裁都依原有刑律办理，廷尉的任免、刑律的修改仍由皇帝主导。

文帝本人曾直接推动刑罚改革。公元前167年，因缇萦上书为父亲请求赎罪，文帝下令废除残损肢体的肉刑。丞相张苍等奉命拟定替代办法，把割鼻改成笞三百，把斩左趾改成笞五百，斩右趾则改成弃市。文帝的诏令要求给犯人留下改过的机会。

新刑执行后，却有人因笞打过重致死，原本判处断足的部分罪犯甚至直接被改判死刑。

刘启继位后，并未把父亲制定的笞刑一概保留。

景帝元年，他下诏把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到景帝中元六年，朝廷又把笞三百降为二百，笞二百降为一百，还规定竹杖长短、粗细和受刑部位。

减轻笞数和规定刑具，均由皇帝颁诏推动；丞相、御史大夫负责商定执行细则。

在朝臣言论上，文帝也曾下令废除以诽谤、妖言治罪的有关禁令，希望臣民能够指出政事得失。文帝朝可以公开弹劾太子，文帝还因此提拔张释之。到了景帝朝，同一名官员却为这道弹劾奏章忧虑前途。张释之听从处士王生的劝告，入宫向景帝请罪。景帝没有追究他的旧事，仍让他在廷尉职位上任职。

先秦荀子曾主张“从道不从君”，孟子也把百姓的安危放在君主名位之上。南宋朱熹又将天理与人欲的区别写入奏札，劝宋孝宗约束私心、选用敢于直言的官员。

朱熹把谏言呈给皇帝，官员进退、政令施行仍由朝廷裁定。

张释之在景帝朝任廷尉一年多后，被改任淮南王相，离开中央刑狱机构。旧日宫门前被他拦住的刘启，如今可以决定他的去留。张释之后来年老病逝，未再回到廷尉官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