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名被捕地下党员临刑前，监狱看守突然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只能救一个人，你俩抓紧时间商量一下，我救谁合适。”

1935年7月，贵阳万宝街，特务撞开了地下党联络点，贵州省工委书记林青、委员刘茂隆被捕。

两人被关进了警备司令部。

这个看守名叫董亮清。他还有一个不为监狱当局所知的身份：一名在上海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

当他知道眼前关押的是贵州地下党的同志，便决定冒险营救。可监狱里的规矩，将这条逃生路卡得很窄：同案的死刑政治犯分别关押，看守每次只能押送一个人出去上厕所。

能利用的，就是这次离开牢房的机会。带走一个人之后，看守也要逃，另一间牢房里的人便无法照顾了。

董亮清首先想到的是林青。他是省工委书记，熟悉各地组织和工作，把他救出去，地下党的工作就能多保住一份力量。

可林青得知计划，坚决要他救刘茂隆。

董亮清把这个意思转告刘茂隆，刘茂隆同样不肯接受。他坚持应当让林青出去，书记对组织更重要。

两个人争的，是谁留下来。

要理解这个选择，得先看看，他们是怎样走进这间死牢的。

林青出生于1911年，贵州毕节人，原名李远方。家境贫寒的他，少年时便外出谋生，当过学徒，参加过进步话剧团，后来又学习美术。

他会画画，也会用戏剧和歌曲宣传抗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他曾在锁厂当学徒，和同志们组织音乐社，到工人区演唱抗日歌曲。对于那些没机会读多少书的工人，一首歌、一场戏，能够把国家正在遭受什么灾难讲明白。

1932年，林青在上海被捕。在监狱里，他认识了共产党员吴亮平。

这段牢狱中的相识，后来竟成了贵州地下党接上党中央的一条重要线索。

1933年出狱后，林青回到贵州，与缪正元、秦天真等人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组织草原艺术研究社，把青年人团结起来，演戏、唱歌、读进步书籍，并在其中培养和发展党员。

1934年1月，毕节党支部成立，林青担任书记。后来，当地当局压制他们的活动，同志们转移到贵阳、安顺等地，继续建立组织。

那时地下工作的难处，除了随时可能被捕，还有与上级失去联系。没有畅通的通信，没有能公开寻找的地址，他们一边开展工作，一边设法寻找党组织。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到达遵义。林青赶去寻找红军，终于遇见了昔日的同牢战友吴亮平。

经吴亮平引荐，林青向李维汉汇报贵州地下工作的情况。党中央批准建立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由林青任书记，邓止戈、秦天真任委员，后来增补刘茂隆。

这些散落在贵州各地的革命力量，终于接上了党中央。

省工委随后承担了几项危险的任务：设法取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地图、密电码和地空识别标志，配合红军行动；安排人员护送潘汉年前往上海。

一张地图、一份密码，看着只是纸，到了战场上，却可能帮助红军判断敌人的部署。前线的战士在冲锋，地下党员则要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把情报取出来、送出去。

也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当局急于破坏这张地下工作网。

1935年5月，特务截获了林青用“矛戈”这个化名寄出的信，随后展开追查。7月19日，万宝街的裁缝铺联络点遭到突袭，刘茂隆等人被捕，林青也在当天落入敌手。这场大抓捕被称为“七一九”事件，多个秘密联络点遭到破坏。

审讯他们的陈惕庐，曾经在共产党内担任职务，后来叛变。他熟悉地下工作的办法，也知道这两位省工委领导掌握着什么。

审讯的目的，是顺着他们找到更多党员，把整个组织挖出来。

金钱和职位没能让两人开口，严刑拷打同样没能奏效。林青被打成重伤，头部严重受创，仍然没有交出组织的秘密。

1935年8月20日深夜，董亮清接班看守刘茂隆，借押送上厕所的机会，掩护他成功越狱。

刘茂隆走出了监狱，林青却遭到更加严密的看押，被加上手铐脚镣。

9月11日，林青被押赴贵阳六广门刑场。由于伤势严重，他被放在人力车上，由军警押送着穿过城区。

当局要用这场公开处决吓住群众，林青却沿途高唱《国际歌》，呼喊革命口号。军警为了堵住他的嘴，竟用利刃伤害他的双腮。他忍着剧痛，仍艰难地发出声音。

这一年，他只有24岁。

被他让出生机的刘茂隆，后来以刘雪苇这个名字从事文学工作。1937年9月，他到延安汇报贵州地下党的工作，随后留下学习、工作，继续参加革命。

林青没能看到1949年。那些曾经遭到破坏的组织，却仍有人坚持活动，革命力量在艰难中重新聚拢。

林青把机会交出去时，已经无法保证自己还有明天，但他用这个决定，让战友有机会把共同的事业继续做下去。

他留下的那句“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也因此有了沉甸甸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