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教授那句“国有资产是几千万先烈用命换来的，是全民所有的。如今你要私有化，要据为己有，那好，你把命还给人家！”真是一下子说到人心坎里，听得人后背一凉。


这话听着让人心里一紧，因为它把一件很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的事情重新翻到了根上——我们脚下这份庞大的国有资产，到底是谁攒下的？又是谁在惦记着？


很多人对国有资产的印象是模糊的，觉得那是“国家的事”，跟自己没多大关系，但很少有人认真想过：这笔家底最初的“本金”，到底是什么。


先看一个数字，近代以来，约有两千万名烈士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献出了生命，打跑侵略者、推翻官僚资本之后，没收的敌伪产业和官僚资本撑起了新中国工业的基本盘——那些钢厂、煤矿、电厂、铁路，第一块砖头就沾着血。


但这只是起点，建国之后一穷二白，既没有对外掠夺的条件，也没有外部资本大量涌入的通道，只能从内部提取剩余。提取谁？农民。


温铁军算过一笔账：1952年到1997年的45年间，农民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高达12641亿元，那个年代，整个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才几百亿元，换句话说，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桶金，很大一部分是从农民的口粮里省出来的。


改革开放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干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又为城镇发展积累了大量资金。


所以这份家底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清楚的：它是全民勒紧裤腰带攒出来的共同财产，不是哪个企业家的“创业成果”。这个来路，决定了它的归属。


理解了来路，就能明白为什么“私有化”这三个字在中国如此敏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500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按当时市值至少值2000亿美元，实际却仅以72亿美元出售。


据俄罗斯国家杜马1997年公布的资料，私有化造成的损失高达1.7万亿美元，那些最有权势的寡头，大多是苏联时期掌握资源和国有资产部门的官员。


这场“分钱游戏”的结果，是少数人一夜暴富，绝大多数普通人一无所得。


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国家资本在长期建设中伴随着经济起伏而变化，可能盈利也可能亏损，拿“先烈用命换来的”来做论证是情感绑架。


这个质疑本身有一定道理，但它回避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资产的量可以波动，但资产的“归属权”不该因为量变了就被重新分配。


亏损的时候全民承担了代价，盈利的时候凭什么就变成少数人的了？


宪法写得清清楚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国家权力来源的庄严承诺。


2026年1月，国有资产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草案明确规定了“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配置、使用、处置国有资产”等禁止性规定，从法律层面为国有资产筑起了一道防火墙。


同月，国务院国资委部署2026年重点任务，将“加强国有资产监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六大重点之一。


而在民生层面，国有资产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回馈全民，按照国务院印发的方案，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按10%的比例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截至2019年，仅中央层面就完成81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的划转工作，划转国有资本总额约1.33万亿元，你我的养老金账户里，实实在在有国有资产在托底。


温铁军那句话之所以让人后背发凉，是因为它用最直白的方式揭示了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常识：国有资产的真正主人，不是哪个部门，不是哪个企业，更不是哪个“能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


守好这份家底，需要的不是情绪化的呐喊，而是清醒的认知、严格的制度、透明的监督，国有资产离每个人都不远，它在养老金里，在公立医院里，在偏远山区那根明明收不回成本也要架起来的电线上。


它不是一块可以随意切割倒卖的蛋糕，而是一个国家安身立命的根基。


谁想动这份家底，先得问问那两千万先烈答不答应。


信源：

国务院，《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2017年11月
中国政府网，《“六保”财政政策措施问答》，2020年7月16日
国史网，《牢记俄罗斯私有化的教训》，2012年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