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大足县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认字的儿童······》。报道正文写得有鼻子有眼：记者“先后用几种笔和不同的颜色写了‘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等字条，有的叠成若干层，有的揉成小团，交给唐雨用耳朵辨认。每张字条，唐雨只用了几分钟就辨认出来了”。
这篇报道见报后没几天，全国数十家科技报和地方报纸纷纷转载，香港《大公报》、《明报》在头版显著位置跟进。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就在这篇报道见报的第三天，四川省科委已经决定把唐雨接到成都，交由四川医学院派专家进行封闭测试。
四川医学院派出的调查组由科研处副处长吴家驶带队，成员包括精神病学研究室主任刘协和、眼科医生刘安负和科研处工作人员陈开俊。
从1979年3月13日到20日，整整8天，调查组对唐雨做了25次实验。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问题：如果唐雨真有“耳朵认字”的能力，一次就足以证明，何须25次。调查组最终给出的结论是，25次测试中，除6次因唐雨偷看未成或拒绝辨认而未得到结果外，其余19次全部是偷看后认出的。
偷看的手法，调查报告写得极其具体。唐雨用手摸字时，“像变魔术似的做些动作，故弄玄虚，设法用手指搓开纸团，利用自然光透照或偷看”；用耳听字时，“先分散观众注意力，然后将纸团拿在隐蔽处偷看”；如果别人当面写字给他辨认，“他则站在远处凝视别人笔动，或在别人背后通过腋下空隙窥视”；如果在夜间测试，“则关掉灯，待眼睛对黑暗适应后，利用窗外微弱的光线辨认”；用被子蒙着头认字，“则躲在被子里，借缝隙透进的光偷看”。
到了成都之后，唐雨还发展出一套新把戏，叫“过电”：把纸团放在别人耳朵旁边，自己用耳朵贴在那人背上，声称能“听出”字来。实际手法是“唐雨手中先有一个假纸团，然后以假换真，把假纸团放在别人耳旁，自己以耳贴此人背后，偷看真纸团里的字”。调查组由此得出结论：唐雨“基本上采取魔术那一套，只要认真观察不难识破”。
更让人玩味的是唐雨“特异功能”的起源。
调查报告写道，唐雨“现年12周岁。从五六岁起，经常扯谎，并以此为乐。现已学会抽烟。第一次‘用耳认字’是为了骗取别的孩子的香烟开始的”。
调查组还提到，他们曾4次与唐雨一道玩扑克，“几乎每一盘都发现他采用多拿牌、窃取大牌、藏匿小牌等手法”弄虚作假。
然而，这份1979年4月3日就写出来的调查报告在当时几乎没有产生任何舆论效果，原因很简单：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没有公开发表，公众能看到的只有《四川日报》那篇正面报道。
而另一边，支持者的动作比调查组还快。
早在四川医学院的测试结束之前，1979年3月9日，四川省科委已经把唐雨接到了成都，第二天省科委主任韩正夫正式接见了他。紧接着，上海大学主办的《自然杂志》在1979年第12期刊发了大足县当地联合考察组撰写的《关于唐雨耳朵辨色认字的考察报告》，报告署名何大华、丁先发、申政伦、钱帮伦、朱永弟、胡正书六人，结论是“唐雨的耳朵确实能辨色认字，并非危言耸听；某些人毫无道理的指责讪笑，未免武断专横”。
同一本杂志，一边是四川医学院的否定结论，一边是大足县考察组的肯定结论，而后者被高调刊发，前者被压了下来。到了1980年第4期，《自然杂志》直接把唐雨和其他14位“特异功能”青少年放上了封面。
真正让局面变得不可收拾的，是钱学森的表态。
1980年6月，钱学森访问《自然杂志》，明确表示支持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他说：“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在刚提出的时候，总是有人反对，带头的人也总是要受到反对，因此要有勇气。要挺住腰板。”
这场从唐雨开始的闹剧，其荒诞性不在于一个12岁孩子会偷看纸团，而在于它被系统地放大和利用了。
唐雨被发现的时间节点，恰好是1978年到1979年那个“科学的春天”的语境之下。中国科学院信访部门在1979年4月中旬不断收到全国各地的询问信或推荐信，“除四川的唐雨外，北京、湖南、湖北、四川、安徽、河北、辽宁等省市又相继推荐了17名所谓能用耳、鼻、手、脚、胃‘认字’的青少年。”
地县科委用正式公函推荐一个孩子“用胃认字”，这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当时是被当作“科学前沿”来对待的。
唐雨个人的命运轨迹，比这场闹剧本身更耐人寻味。
1990年代，唐雨成年后南下深圳，凭借“耳朵认字”的名气参与商业演出，但随着特异功能热潮退去，老板将他解雇，他最终只能回到家乡，加入了一个民间表演团体，在重庆周边的农村地区继续表演，尽管人们已经将其看作魔术演出。
2005年，《北京科技报》曾试图再次访问唐雨，但他因承受压力过大，退隐淡出公众视线。
唐雨不是什么“神童”，他只是个会偷看纸团的孩子，最初的动机不过是想骗几根飞雁牌香烟，但在他身后，张宝胜、严新、王林们排着队走上了更大的舞台，用更精致的把戏换来了专车、专宅和领导的合影。
这才是此类荒诞闹剧最值得警惕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