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2日夜，福州西门鸡角弄刑场，两声枪响过后，刽子手愣在原地——地上倒着的，是一对紧紧抱在一起的新人。

他们结婚快两年，这是头一回办婚礼。新娘脖子上系着一条红围巾，新郎脖子上系着一条蓝围巾。新娘叫余哲贞，这一年，她二十岁。

余哲贞，1907年生在广东澄海永平村，家里打银器为生，父亲余昌永一辈子没攒下几个钱。她没满周岁，一家人就搬去汕头讨生活，四口人挤在穷街陋巷里，日子过得紧巴巴。

她从小性子野，爱跟男孩子疯跑，谁家出了急事，她第一个站出来管，邻居都喊她"假小子"。1923年秋天，她考进汕头市女子师范学校。

那个年代，女孩子能上学的没几个，她算是赶上了。在学校里，她剪短辫子，换上裙子，带头跟旧规矩对着干。

1925年3月，广东东征军打进潮汕，余哲贞渐渐想明白一件事：国民革命，走的就是妇女解放的路。没多久，她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第一批团员，这在当时，算是走在最前头的一群年轻人。

也是这几年，她认识了徐琛。徐琛，达濠镇一个贫苦鱼贩家的儿子，自学成才，写得一手好文章，个子高，长得也精神。两个年轻人在大革命的浪潮里越走越近。

1925年6月底，余哲贞刚从女师毕业，当月便和徐琛结了婚。没摆酒，没拜堂，婚礼简单到几乎没有。

婚礼刚办完，省港大罢工的风暴就席卷了汕头，余哲贞没歇几天，就一头扎进集会、募捐、游行、演讲里去了。

婚后几个月，余哲贞入了党。1926年7月，北伐军从广东出发，她和徐琛被组织派去随军，公开身份是记者，实际做的是群众宣传。

每到一处，她就召集妇女开会，讲国民革命的道理，发动大家组织妇女协会。那年冬天行军，天冷得要命，她的嘴唇、手指、脚后跟全冻裂出血，她没吭过一声，继续赶路。

1926年12月初，北伐东路军打下福州，徐琛和余哲贞随军进城，就此留了下来。

徐琛做了中共福州地委书记，余哲贞当上妇女部长，两人成了福州城里最年轻的一对"夫妻档"。

他们住进安民巷一处宅子，白天是家，晚上是党的秘密机关，门口进进出出的人，谁也说不清到底在谈些什么。

1927年春，福州城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右派磨刀霍霍，徐琛却偏往枪口上撞——他到处开群众大会，当众痛斥右派背叛革命的行径。

余哲贞跟他一起，没日没夜地发动工人、青年和妇女，装木工会、制丝工会、人力车工会，一个接一个建起来，加上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人数过了一万。

那时候谁都劝他们收敛一点，两人偏不听，照样往人堆里扎。

很多年后，徐琛的后人陈小佳回忆起这段，只说了一句：两人那时候，是真的不要命。

危险很快逼近。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福州的右派跟着动了手。徐琛和余哲贞双双被捕，关进国民党控制的公安局监狱。

换作别人，到了这一步，多少会软一软。余哲贞没有。

审讯室里，她没说一句软话，当面痛斥国民党右派屠杀工农的滔天罪行，敌人拿她没有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话全说完。

1927年6月2日，徐琛、余哲贞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被押往福州西门外的鸡角弄。

押解路上，余哲贞昂着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围观的百姓没人敢出声，却都红了眼眶。

到了刑场，刽子手想先对徐琛下手。余哲贞一步跨出来，拦在前头："我和徐琛一起入党，一起革命，死，我们俩也要死在一起！"她请刽子手先松开自己的手，从怀里取出一条红围巾，系在脖子上，又给徐琛系上一条蓝围巾。

她说，两人结婚快两年，还没正经办过一场婚礼，今天，就把这枪声，当成婚礼的礼炮吧。

两声枪响，两人倒在了一起，紧紧抱着，谁也没松手。徐琛二十三岁，余哲贞二十岁。

这一年，鸡角弄这块地方，先后倒下了一百八十多位革命者，后来人把它叫作福州的"雨花台"。

徐琛余哲贞的故事，也被人称作福建版的"刑场上的婚礼"——跟广州那对周文雍、陈铁军一样，枪声响起前，他们先把自己的婚礼办了。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不是一个人、一对人，是一整代年轻人共同的选择。

1957年7月21日，党和政府追认余哲贞为革命烈士。如今鸡角弄立着一块纪念碑，刻着四十一个找得到姓名的烈士，徐琛、余哲贞，就并排在其中。

2014年9月30日，首个国家烈士纪念日，福州市又在这里立起一面旗帜造型的新碑，让这段历史，继续留在后人眼前。

枪声没能让这对革命伴侣分开，反倒成了他们一生唯一的一场婚礼。

【主要信源】
《革命眷侣的福州刑场婚礼》，人民网·党史频道，2019年8月13日
《余哲贞（1907—1927年）》，中华英烈网，转载于福州史志网，2019年8月21日
《福州"雨花台""鸡角弄"：数十名革命先烈就义处》，福州市纪委监委，2021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