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时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王从吾、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劳动部副部长于光汉、中央人民大学副书记聂真联名写了一封检举信被递交到公安部。

1956年，上海一名男子接到通知，说卖毛竹的贷款审批下来了，可以去信用社取钱。他没想到，这趟出门成了逃亡生涯的终点。这个人就是吴蓝田，曾经的中共地方干部，后来投靠日伪、在豫北犯下多起罪行的通缉犯。

吴蓝田1911年出生在河南滑县一个地主家庭，读过开封第一师范学校。1928年加入共青团，次年成为中共党员。1931年，滑县城关成立当地第一个党支部，聂真担任书记，吴蓝田则任瓦岗支部书记。

此后他一路升迁，1937年七七事变前已经担任滑县县委书记，1938年调任豫北地委组织部部长。按当时的经历看，他并非边缘人物，而是组织曾经重用的干部。

麻烦也早早出现了。参加革命前，吴蓝田已经有妻子，后来离婚并与女干部陈克勤结婚。婚后，他又追求永年县妇救会一名王姓干部，地委领导批评他有家室仍四处招惹，他口头答应改正，实际并没有收敛。

1939年春，豫北地委办干部训练班，吴蓝田登台授课，盯上了负责学员生活的一名陈姓女干部。他隐瞒已婚情况，以讲师身份接近对方，两人很快走得亲近。时任豫北地委书记王从吾严厉批评他，并把陈某调去长垣县，想让两人分开。

可后续安排让人意外。组织把吴蓝田调到滑县接敌区工作，那里局势复杂，日伪势力和当地顽固力量活动频繁。吴蓝田到了当地，和土匪、顽固势力打得火热，还违背组织禁令，把陈某从长垣接来同居。

地委叫他回来报到，他不肯听。军分区设伏准备抓捕，他凭着熟悉地形逃脱。到1940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三，吴蓝田公开投靠日伪，彻底走上汉奸道路。

日军第三十五师团参谋主任林正直看重他，授意他组建东亚二九部队灭共工作团，并让他担任团长。吴蓝田在滑县城关西街自家老宅门前挂起特务工作团牌子，招兵买马，转头就把报复目标对准了过去熟悉的人。

其中一人是聂元昂，他是原滑县县委书记聂真的弟弟，也是吴蓝田当年介绍入党的。两人曾在横村集会上碰面，聂元昂批评吴蓝田生活作风糜烂，后来还把他的行踪报告给地委。吴蓝田叛变后杀害了聂元昂的侄子，还扬言一定要抓到聂元昂。

聂元昂只得带着家眷逃往太行山，才避过一劫。曾经的介绍人变成追杀者，这段关系也说明，吴蓝田的投敌并非一时失足，他还把旧日的批评和组织追查都变成了报复理由。

他的迫害对象很快扩大。原滑县县长贾潜曾是他的老师，吴蓝田叛变后抓走贾家十余口人，威逼不成便迫害死贾潜的母亲，还向贾家勒索赎金。他甚至放话，凡被抓过的人不会再抓第二次，因为连亲属也已经被罚得倾家荡产。

1942年农历三月初三，吴蓝田搭台唱戏，庆祝投靠日伪两周年。为吓唬百姓，他把不服从自己的史固村党支部书记李奉天拉到会场杀害。同年4月，他带日伪军扫荡滑县、濮阳、内黄，140余个村庄遭到浩劫，4000余人被杀。

这样的罪行，让追捕成为长期任务。从1941年起，根据地多次组织行动，但抗战期间敌强我弱，几次都没能抓住他。1945年8月，冀鲁豫军区在滑县战役中摧毁了他的根基，吴蓝田却带着二十多名亲随和小老婆苑小蚕逃走。

抗战胜利后，汉奸并没有都以同一种方式受审。陈公博被押回国后，于1946年被判死刑并执行，周佛海也曾被判死刑，后来改为无期徒刑，1948年病逝。

吴蓝田则继续躲藏，这些不同结局也说明，追责要看个人罪行、抓捕进展和审判结果，不能简单归成一种处理方式。

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一度反扑滑县，吴蓝田又回来耀武扬威。

1948年7月滑县二次解放后，他预感难以立足，带着家人逃往郑州，后来辗转南京、苏州，最终藏到上海。他改名换姓，把十几口家人分散安置，平时也尽量不和邻居来往。

躲得再小心，生活里的安排仍留下了线索。

1951年9月，公安部向全国发出通缉令，平原省和滑县公安机关继续追查。吴蓝田让弟弟去北京卖房汇钱，吴尊周尚未办成，便被动员参军去了平凉，这才让办案人员顺着亲属关系找到突破口。

公安机关根据吴尊周提供的地址确认吴蓝田在上海，却不知道具体住处。办案人员排查户口，发现吴蓝田侄女的名字和迁出记录，再一路追到岳州路，找到一名相貌与吴蓝田相似的男子。

于是，侦查员借口毛竹贷款审批通过，通知他去信用社取钱。吴蓝田放松警惕后，当场被抓。一个藏身多年的人，最终不是因为公开露面落网，而是被家人、房产和日常办事留下的痕迹一步步牵出来。

1956年9月16日，吴蓝田被押回河南滑县。1957年2月25日，滑县人民大礼堂召开公审大会，审判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他死刑。

一个人走错一步未必立刻失去一切，但当他把投敌和杀戮变成持续选择，结局也就不再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