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天津二中院的一纸公告，让一笔沉睡在英国金库里的巨额财富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6.18万枚比特币，按当前市价，超过500亿人民币。
 
这笔钱的源头，是钱志敏2014年至2017年间在天津操盘的“蓝天格锐”非法集资案，她以“零风险、高回报”为诱饵，从12.8万名投资人手中卷走了403亿元，受害者遍及全国31个省份，核心人群是三四线城镇的中老年人。

钱志敏跑路前把大部分赃款换成了比特币，带着加密钱包逃到英国，最终被英国警方查扣。
 
现在，中国检方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八条，正式向天津二中院申请没收这笔违法所得。与此同时，英国高等法院在10月12日作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裁定：中国投资者对比特币增值部分的财产权主张，适用中国法律，而非英国法律。
 
比特币从钱志敏2014年前后购入时的均价约2815元人民币，涨到现在的56万元左右，涨幅约200倍。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初被卷走的403亿本金，如果全额追回，对应的是超过500亿的当前市值。中间多出来的近百亿“增值”，成了中英两国法律体系争夺的焦点。
 
英国高院说，受害者能不能主张这部分增值，要看中国法律。但中国法律对“非法集资参与人能否主张犯罪所得的增值收益”，并没有明确的、可直接援引的条文。

12.8万名受害者中，进入英国追索程序的只有约1.6万人，不足13%，剩下的10多万人，绝大多数是三四线城市的中老年人，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跨境民事追偿”，更不可能委托英国律所去伦敦打官司。

钱志敏当年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理财产品，承诺的是“保本返息、收益丰厚”，受害者投入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一纸诈骗合同。

按照民法最基本的原理，违法所得产生的孳息和增值，理应随原物一并返还权利人，比特币从400亿涨到500亿，多出来的100亿，在法律性质上就是这笔赃款的“孳息”。
 
如果这笔孳息最终被英国国库或中国国库“充公”，而不是返还给受害者，那等于什么？等于受害者用自己的本金，替两国政府做了一笔年化收益超过100%的投资，而收益全部被没收。
 
但“双方商定”的前提，是双方都愿意为受害者的利益去商定，如果中英两国在这件事上的实际动机，都是把这笔无主巨款纳入本国财政，那受害者就只能站在门外看着。
 
更值得玩味的是时间线，钱志敏2025年9月在英国认罪，被判11年8个月，英国检方启动了民事追缴程序，但明确告知中国受害者：只有在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81条的程序走完之后，“才会进行国家间的接触”。而281条程序的核心，是让受害者自己去证明“这笔比特币里的哪一部分是我的”。
 
让一个被骗了毕生积蓄的六七十岁老人，去证明“我投的10万块钱变成了0.5个比特币”——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刁难。
 
当一个诈骗案的组织者已经认罪、犯罪事实已经清楚、赃款去向已经明确的时候，让12.8万个分散的个体去逐一证明自己的“比特币份额”，在技术上几乎不可能，在实质上就是把追索门槛拉到了普通人够不着的高度。
 
在我看来，真正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个：中英两国政府坐下来谈，把这批比特币作为一个整体，优先按本金比例返还给已登记的受害者，剩余部分再讨论归属。

这不是什么创新，新西兰在龚晓华案中就是这么做的——7000万纽币的没收资产，向中国分享了55%。
 
钱志敏已经在英国服刑，6万枚比特币静静地躺在英国警方的冷钱包里，而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有12.8万个家庭还在等一个说法。
 
当一个骗局的赃款变成了巨款，追回它的过程，不应该变成另一场让受害者出局的法律游戏。
 
天津二中院的公告给了六个月的公告期，六个月后，那些不知道这个公告存在的人，那些不会用微信小程序登记的人，那些连英国在哪都说不清楚的老人，他们的名字还会出现在返还名单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