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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伪史论的体系化奠基人,是俄罗斯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阿纳托利·季莫费耶维奇·福缅科(Анатол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Фоменко,1945—)。他在苏联解体后推出《新编年史》(Нов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提出一套极端历史怀疑论:宣称世界历史不可能早于公元十世纪,古埃 ​

现代伪史论的体系化奠基人,是俄罗斯数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阿纳托利·季莫费耶维奇·福缅科(Анатолий Тимофеевич Фоменко,1945—)。他在苏联解体后推出《新编年史》(Нов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提出一套极端历史怀疑论:宣称世界历史不可能早于公元十世纪,古埃及金字塔是1901年用混凝土伪造,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纯属虚构,甚至声称中国十世纪以前的历史及长城也是后人编造。其方法论极其粗暴——仅凭金字塔石块有气孔便断言为"混凝土伪造",完全无视沉积岩的基本地质常识。中央机关刊物《求是》2026年9月刊发署名"文平"的文章《认清"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明确将福缅科定性为"国际鼻祖",指出其体系"对我国学术话语权与对外文化形象造成实质损害"。

福缅科本人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其地位远非中国网络上的何新、金灿荣等人所能比拟。但恰恰是这位严肃学术体制内的人物,为伪史论提供了"科学家身份"的背书,使其在传播中获得了远超一般谣言的可信度。

而福缅科叙事的核心命题——"俄罗斯文明是世界文明唯一真正的源头"——在传入中国后,被特定群体进行了一次关键的"本地化改造":将"俄罗斯"替换为"中华",将斯拉夫民族替换为汉族,将"突厥人与斯拉夫人是一家"替换为"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源",由此衍生出杜钢建等人的"中华源流"派,以及更广泛的"华夏神族""大明统治全球"等极端叙事。这一替换并非学术转化,而是意识形态的嫁接。

逻辑同构:两种思潮共享同一套认知结构(一)从"否定他者"到"确立自我"的闭环

俄罗斯伪史论的底层逻辑是:通过否定西方古典文明的真实性,来消解西方在文化话语权上的优势地位,进而为俄罗斯自身的"文明正统性"腾出空间。福缅科的叙事中,拜占庭帝国被重新定义为"俄罗斯的延续",罗马帝国被拆解为"斯拉夫文明的分支",其本质是用历史虚构服务于现实的大国沙文主义。

我国极端大汉族主义的底层逻辑完全同构:通过否定少数民族政权(元、清)的中华正统性,否定西方古典文明的独立价值,来确立汉族(或"华夏")在人类文明谱系中的至高地位。二者都遵循同一个公式:否定一切他者 → 夸大本族历史 → 建构"唯一正统"叙事 → 服务现实政治诉求。

从传播学角度看,正如学者所指出的,"极端民族主义和伪史论互相需要对方来充实自己的后备军",二者"采用类似于电诈一样的机制来筛选受众"。伪史论提供"被隐瞒的真相"作为情绪诱饵,极端民族主义提供"本族至上"的身份认同作为留存机制,二者互相引流、互为支撑。

(二)"保皇"与"复古"的微妙共振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福缅科伪史论本身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其叙事中,罗曼诺夫王朝被定性为"俄罗斯人的叛徒",沙俄历史被系统性贬低,而苏联时代的"苏维埃民族"概念则被间接肯定。这套逻辑的实质,是为苏联体制的历史合法性服务——通过否定沙俄,来消解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对旧王朝的认同,同时将"苏联"塑造为俄罗斯文明的正统继承者。

与此形成镜像的是,我国伪史论阵营中也存在"保皇"暗流。部分"西学中源说"的当代变种,与清末康梁保皇党的"孔子改制考"在精神结构上一脉相承:通过将西方文明的成就归源于中国,间接为某种"道统延续"的政治叙事提供历史依据。这意味着,伪史论在中国并非总是指向"激进革命",有时也指向一种隐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用虚假的文明优越感替代真实的文化自信。

跨境传播:从莫斯科到北京的思想接力(一)学术包装与去学术化的双重运动

福缅科的《新编年史》在俄罗斯学界虽被主流历史学界全面否定,但其"数学家跨界挑战历史学"的叙事在公众传播中极具迷惑性。这种"体制外天才挑战体制内庸人"的故事模板,被中国伪史论者完整复制:他们同样以"被主流学界打压的独立研究者"自居,用"你敢查吗""被删了"等话术营造迫害感。

更关键的是,福缅科的方法论——统计分析文本重复率、质疑碳-14测年、声称"官方编年史有数学矛盾"——被中国伪史论者原样搬用。不同的是,中国版本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华夏文明西传论""西方偷窃中国科技论"等更具煽动性的内容,使其从"学术怀疑"彻底滑向"民族主义神话"。

(二)社交媒体时代的合流加速

在算法推荐机制下,俄罗斯伪史论的片段(如"金字塔是假的""古希腊不存在")与我国皇汉叙事(如"满清是殖民""崖山之后无中华")在短视频平台上被打包推送给同一批用户。用户一旦点击其中一类内容,算法便持续推荐另一类,形成信息茧房内的认知闭环。这种跨境合流并非有组织的策划,而是算法逻辑与人性弱点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效果,比任何有组织的宣传都更为深入。

本质辨析:两种民族主义的共同病灶

必须指出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福缅科伪史论本身就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物。其"俄罗斯文明独大"的核心命题,与俄罗斯国内"光头党"等极端民族主义者"白人至上""外族人滚出俄罗斯"的诉求在精神根源上同出一辙。据俄罗斯"猫头鹰"信息分析网站统计,2004年至2012年间,俄罗斯新纳粹分子的攻击造成509人死亡、3436人受伤。福缅科的"文明优越论"虽以学术面貌出现,但其社会功能与街头暴力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将本族置于他族之上的排他性意识形态。

由此可以看清一个全局性的规律:伪史论+极端民族主义的组合,对所有民族同样适用。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俄罗斯版本与中国版本,不过是同一套逻辑在不同语境下的变体。从希特勒的"雅利安神选"到以色列的"锡安神选",从俄罗斯的"斯拉夫至上"到中国的"华夏神族",其底层结构从未改变。

我国极端大汉族主义者从俄罗斯伪史论中汲取的,不仅是具体的"论据",更是一整套"方法论自信":既然俄罗斯院士可以用数学否定历史学,那么中国的"民间学者"为什么不可以?这种跨境的"合法性授权",使得中国伪史论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学术尊严感,进而更难被普通公众识破。

事实的结果同一棵果树上结出的两枚毒果

俄罗斯伪史论与我国极端大汉族主义的关联,不是简单的"影响与被影响",而是同一个思想病毒在不同宿主身上的不同症状。福缅科提供了方法论模板和"学术权威"的伪装,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本土化的叙事内容和庞大的受众市场,二者在全球化与社交媒体的催化下完成合流。

认清这一关联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伪史论从来不是什么"学术争议",而是一种具有明确政治指向的意识形态工具。无论它打着"俄罗斯科学家"的旗号还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旗号,其本质都是用虚构的历史为现实的偏见服务。拒绝伪史论,就是拒绝一切以"本族至上"为核心的极端叙事——这一点,对俄罗斯适用,对中国同样适用。

主要参考文献:

《求是》杂志2026年9月1日刊,署名"文平":《认清"伪史论"的历史虚无主义本质》。Фоменко А.Т.:《Новая хронология》(新编年史),莫斯科大学出版社。郑匡民:《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郝时远:《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商戈令:《论极端民族主义》,《哲学研究》相关论文。俄罗斯"猫头鹰"信息分析网站(SOVA Center)公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