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光绪的老师，当了二十多年帝师。
但他这辈子最恨的人，只有一个：李鸿章。
户部的账房里，烛火跳了一下。翁同龢把笔搁在砚台上，指尖压着一份新到的北洋购置器械请款单。单子末尾，是李鸿章的花押。
门外有小吏轻声提醒：“大人，李中堂的人还在前厅候着回音。”
翁同龢没应声。他拉开抽屉，取出一份旧誊抄。那是多年前曾国藩弹劾他兄长翁同书的奏章副本，李鸿章的手笔。“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那行字像烧红的针。
他把请款单挪到一边，换了张便笺，写道：“水师已有定例，本年款项已尽，待来年再议。”
写完，他将便笺递给小吏：“拿给前厅的人。一字不改。”
他端起茶碗，茶是冷的。窗外起了风，卷着几片枯叶打在窗纸上。兄长当年死在流放路上，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眼睛睁着，没能闭上。这笔账，总要有人还。
请款的事，就这么拖成了惯例。后来，北洋的人再来，连前厅都不进了，只在门房留个文书。翁同龢有时会翻看那些文书，德国造的速射炮，新式开花弹，图纸画得精细。他看一会儿，便合上，批个“缓”字，放进已办卷宗的最底层。
偶尔也有门生试探。王伯恭来过一次，搓着手说：“师相，倭人新购的吉野舰航速奇快，北洋的定远、镇远恐追之不及。是不是……”
翁同龢当时正临帖，笔锋未停：“你只知船快，可知人心稳否？水师若只恃船炮，与莽夫何异？”他蘸了蘸墨，又说，“整顿之道，不在器物，在人。”
王伯恭不敢再劝，揖了揖，退了出去。
甲午年，战事起了。消息一天比一天紧。翁同龢在值房里，听着各处传来的电报，旅顺、威海卫……败绩。他的眉头越锁越深，指甲掐进掌心，在日记里写下“愤虑填膺，恨不速死”。那种痛苦是真的，像钝刀子割肉。但当他想到李鸿章此刻焦头烂额的模样，心头那点隐秘的、连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念头，会稍稍松动一丝。仿佛兄长和父亲的影子，在那一刻得到了些许宽慰。
战败，签约。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去日本换了那一枪。翁同龢却转向了另一条路。他走进了皇帝的变法蓝图里，起草诏书，延见新进。他赏识康有为的锐气，却又在康有为呈上那些过于激烈的条陈时，微微蹙眉。他要的是风徐徐地来，雨慢慢地下，最好由他执伞，从容踱步。可时势已经不等他了。
夹在两宫之间，他越来越像走钢丝。劝皇帝慢些，皇帝的眼神里透出不耐；向太后表忠心，太后的话里总藏着绵针。直到那纸朱谕砸下来——“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字字如刀，出自他倾心教导了二十多年的学生之手。
他回到了常熟，盖了间“瓶庐”。京城的风云化作虞山的云雾，缭绕不去。卖字画的银子勉强糊口，老友的接济让他羞愧。得知戊戌年的血与囚，他颤抖着写下：“若臣在列，决不使其灭裂至此。”
写完，他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墨迹慢慢干透，像一道无法愈合的旧疤。他忽然明白了，自己一直相信的“若我在”，或许本身就是那道枷锁。
几年后，京城传来消息，光绪帝至死不肯给他谥号。庆亲王求情，反被历数误国之罪，首罪便是甲午。
那时翁同龢已病得很重。他靠在榻上，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一生的是非功过，清流浊浪，最后都落在这“误国”二字上。他整了一辈子李鸿章，到头来，被钉在史册这一页的，是他翁同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