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解放军给国军中将武庭麟送去劝降信，武庭麟下令将送信人杀掉。手下劝说：“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武庭麟说：“你真是个书呆子，杀就杀，怕什么。”院子里一下子静了。

1947年10月2日，武庭麟部在河南新安铁门地区遭受重创，武庭麟本人侥幸脱身。经过这次失败，他急需寻找地方收拢残部，补充兵员，重新建立防线。

进入11月，豫西战场形势继续变化。11月1日，解放军攻克临汝，附近国民党守军遭到打击，部分残兵向郏县方向撤退。与此同时，陈赓兵团继续向南推进，准备夺取更多县城。武庭麟带着残部进入郏县，希望利用城墙和现有防御设施坚持抵抗，等待其他国民党军前来支援。

郏县城内除了整编第十五师残部，还有其他国民党部队及地方保安武装。武庭麟掌握着一定兵力，但这些部队来源复杂，战斗力参差不齐。更麻烦的是，他们已经连续遭受打击，不少官兵缺乏继续作战的信心。武庭麟虽然能够命令部队守城，却很难改变整个豫西战场对自己越来越不利的局面。

负责攻取郏县的，是陈赓兵团第四纵队第十旅，旅长周希汉。面对武庭麟部，周希汉没有简单地依靠兵力强攻，而是认真判断守军状况。他发现，郏县虽然城防比较完整，但武庭麟部接连失利，士气已经受到影响。如果抓住对方刚刚进入县城、部署尚未稳固的机会，就有可能迅速结束战斗。

不过，攻打郏县还有一个很大的麻烦。国民党将领李铁军率领部队向这一地区靠近，准备支援守军。如果解放军在城下耽误太久，就可能陷入内外受敌的处境。周希汉必须同时考虑两件事：尽快突破城防，还要防止敌军援兵突然赶到。这意味着攻城行动不能拖延，更不能被局部抵抗打乱部署。

1947年11月3日晚，解放军完成对郏县的包围。按照当时新华社战报记载，11月4日凌晨2时，解放军展开总攻。第十旅将主要攻击力量集中在守军相对薄弱的方向，同时安排部队牵制其他城门的敌军。二十九团承担重要突击任务，工兵则负责利用爆破手段，为步兵打开进入县城的通道。

攻城过程中，解放军利用炮火与爆破相互配合，迅速突破部分城防设施。二十九团从东面突入，其他部队也相继进入城内。由于守军防线被分割，原先依靠城墙形成的防御体系逐渐失去作用。各处国民党部队难以相互支援，只能向剩余据点收缩，武庭麟的指挥空间也越来越小。
到了11月4日天亮以后，解放军已经控制城内大部分地区。武庭麟带领残余兵力退往高寺一带，企图依靠建筑物和围墙继续抵抗。高寺位于县城东北部，具有一定防御条件，成为国民党守军最后的重要据点。此时，双方争夺的重点已经不再是城墙，而是武庭麟能否坚持到援军抵达。
关于劝降信的故事，一些后来的文章将其放在高寺被围期间。按照这种叙述，解放军希望守军停止抵抗，便派人传递劝降意见。武庭麟面对劝告，仍然决定继续作战，并作出伤害送信人员的命令。不过，送信人的姓名、具体遇害经过，以及那段广为流传的对话，目前缺乏可以相互印证的原始记录，不能将所有细节都当作已经查实的事实。

当时真正决定战斗结果的，是城内守军已经被压缩到有限区域，而外面的援军尚未形成有效配合。周希汉判断，如果继续等待，反而会让局势复杂起来。因此，他一面安排部队警戒和阻击援军，一面集中力量解决高寺守敌。这样的部署，既避免了兵力过度分散，也使郏县战斗能够保持较快节奏。
高寺周围的战斗十分激烈。守军依靠墙体和建筑物抵抗，解放军则组织突击和爆破，逐步清除障碍。战士们需要在敌军火力威胁下接近阵地，再利用爆破打开缺口。随着最后的防御设施被突破，解放军冲入守军核心区域，武庭麟再也无法依靠残余兵力维持阵地。
在这次战斗中，解放军战士常明礼因活捉武庭麟而受到表彰。相关战斗回忆记载，他进入敌军指挥据点后，先后控制了国民党高级军官，并将武庭麟抓获。武庭麟此前多次摆脱解放军围击，这一次却没能逃出郏县。随着师长和其他高级军官被俘，整编第十五师残部的抵抗也随之结束。
1947年11月4日中午12时，郏县战斗结束。新华社11月6日发出的战报，后来刊登于11月9日的《人民日报》。战报记载，解放军经过约十小时作战，歼灭国民党整编第十五师师部及所属残部，并俘获武庭麟、副师长杨天明、姚北辰等人，俘虏总数超过三千人。

武庭麟被俘后，再也没有返回国民党军队。关于他此后接受审查的具体过程，现有记载并不完整，不宜随意补写审判细节。能够确认的是，他在1952年12月于河南洛阳被处决。从1947年11月郏县被俘，到1952年12月生命结束，这段经历也为其军事生涯画上了句号。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之所以流传至今，正因为它体现了一条朴素的道理：即便双方处于交战状态，也应保留沟通的渠道，尊重基本的战争规则。拒绝投降与伤害送信人员，本来就是两回事。在我看来，郏县之战留给后人的启示，是军事指挥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判断力和责任感。面对已经发生变化的形势，能够看清现实、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比一味表现强硬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