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张爱萍拄着双拐出现在人民大会堂，老战友宋时轮看了既高兴又心疼。招待会刚过，宋时轮就设宴请张爱萍吃饭，席间透露了一个消息：
“我听叶帅讲了，军委已经决定让你出来工作。”

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上，张爱萍拄着双拐走进人民大会堂。老战友宋时轮见了，既高兴，也心疼。可这场重逢没多久，宋时轮就请他吃饭，带来一个消息，军委想让他重新出来工作。

当时张爱萍腿伤未愈，走路还离不开拐杖。宋时轮想请他去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却另有打算，希望他回国防科委。张爱萍没有马上答应，身体还没恢复，工作又要担责任，怎么能轻易点头？

叶剑英亲自到京西宾馆探望，甚至说，上半天班也行，一天待两个小时也行。话说得很体谅，意思却很清楚，国家科研事业需要他。

这份信任不是凭空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张爱萍就参与国防科技规划，1959年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后来负责“两弹一星”相关工作，也担任过现场试验总指挥。第一代地地导弹试验、原子弹塔爆和空爆，都有他的身影。

可履历再重要，腿伤和身体状况也不是说好就好。张爱萍仍然觉得，眼下不适合工作。叶剑英没有硬劝，过了几天，换了个话题再次登门。

1974年11月6日，叶剑英告诉他，前一天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后，起飞20秒就坠毁了，原因据说是一根导线没接好。张爱萍听完很生气，接着谈起当年的人造卫星规划，原计划1969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后来因种种变故搁置。

叶剑英顺势把话挑明，希望他回国防科委，也提到邓小平认为他合适。这回张爱萍没有再拒绝。1975年3月，他正式复任国防科委主任，返回式卫星“尖兵一号”随后发射成功。

这段经历也说明，科研项目顺利与否，不只看方案，还要看组织和执行。

1970年，中国成功发射“东方红一号”，迈出重要一步，但卫星进入轨道，并不等于远程导弹能力已经到位。卫星发射、返回式卫星回收、洲际导弹全程试验，各有不同难题，不能简单画等号。

张爱萍的工作却没能一直延续。1975年底，他因病住进301医院，一些原定计划再次搁置。到1977年初，他回到西山住处养病，身体有所好转，叶剑英又开始考虑请他回去。

3月9日，叶剑英恢复中央军委工作才三天，就想起了张爱萍。徐立清后来三次上门邀请，张爱萍仍有顾虑，一方面身体不佳，心脏也不好，另一方面，他担心当时的单位领导状况影响工作。

叶剑英没有只谈职务，而是谈起国家面临的安全形势。他认为，未来战争会更加立体化，军队缺少现代装备和核反击能力，就难以维护和平。张爱萍听到这里，态度变了，表示服从组织决定。

不过，他提出一个条件，希望配一位合适的政委。这个人选，他早就想好了，就是李耀文。

李耀文打过仗，也有文化，曾任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后来到外交系统工作，还曾被任命为驻苏联大使，但因故没有赴任。张爱萍深夜带着几名副手去找他，没有一进门就谈任命，只约他第二天到北海公园散步。

到了湖边，张爱萍才说明来意。李耀文担心自己离开军队多年，对国防科研不熟，觉得当副政委更合适。张爱萍的回答很直接，选干部要看能不能胜任工作，不是看年龄和资历。

1977年9月16日，任命正式下达。张爱萍恢复副总参谋长职务，兼任国防科委主任，李耀文担任国防科委政委。一个负责推动工作，一个负责政治领导，张爱萍要的搭档也到位了。

他上任后，把洲际导弹列为重点。那时中苏边境部署了大量兵力，中国的导弹射程与苏联存在差距，战略威慑能力也不对等。

东风五号射程超过8000公里，而中国南北、东西纵深约5500公里，想做全程试验，就得把测量船队开到远洋。

远洋试验不是把导弹发出去就算完成，落点监测、数据回收、海上协同都得跟上。张爱萍在上海开会时给出了明确期限，还说谁拖过时间，就要像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那样处理。话说得重，背后是任务不能再拖。

1980年5月18日上午10时，东风五号从酒泉卫星发射基地升空，以超过20倍音速飞越6个时区，准确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18艘舰船组成的编队在附近等候，直升机用5分20秒就捞回数据舱。

这次试验的意义，不只是证明导弹飞得远，更是把发射、测量、回收等环节连成一套完整行动。聂荣臻当时说，四个现代化靠买不来，要靠自己干。

两年后，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呼吁中苏关系正常化。不能把这种变化简单归结为一次导弹试验，但东风五号所展示的远程打击能力，确实让中国的战略底气更足。

张爱萍当年拄着双拐还在养病，后来重新走回岗位，正是为了把这样的能力一步步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