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刘汝明回忆 二十九军始末 十八

绥远战事爆发后，傅作义、汤恩伯两部收复百灵庙，我们士气大振。日本人发现从热河向伪军李守信部运送补给不太方便，便改由天津用火车运到张家口，再转运至张北。为掩人耳目，他们将军火装箱伪装成普通商货，委托一家转运公司承运。起初是小批量试探，后来竟肆无忌惮地大干起来。我获得情报后，下令截留。

又一批军火运抵时，我派人在张家口车站戒严，同时拒接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的电话，借口自己"出门了"。这批军火共五百支三八式步枪、四门沈阳兵工厂制造的一四式野炮——这四门炮甚至比汤玉麟的炮还要新，射程也更远。抗战八年，我一直带着它们与日军作战。次日大本前来交涉，我矢口否认："我从未扣押你们的军火，你们也从未告知要运送军火。我只是接到下属报告，查扣了某转运公司的一批商货。"大本纠缠数日，自知理亏，最终无可奈何。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委员长在西安被张学良扣押，我们深感震动。二十九军高级将领齐聚北平，我也应召前往。宋哲元先生在此事上表现得极为坚定，拥护委员长的决心毫不动摇。委员长脱险后，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日本人意识到中国人已紧密团结在委员长周围，二十九军也绝不会充当汉奸，于是下定了提前全面侵华的决心。

此时，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已换为田代皖一郎中将，兵力扩充至一个混成旅团，旅团长为河边正三少将。驻兵范围早已远超《辛丑条约》的规定，此后更持续增兵。同年冬天，日军在平津举行大规模演习，参演兵力逾万人，以北平、丰台为假想争夺目标，规模空前。宋先生愤慨之下，二十九军也举行大演习，出动第三十七师、第一三二师及若干特种部队，总兵力约五万人，向日本表明不惜一战的决心。

日军兵力继续增加，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三月间，已达三四万人，均从关东军第一、三、五、十一师团中抽调，一律采用战时编制。

中日外交交涉中，我们虽在"华北通航""开办龙烟铁矿""修建沧石铁路"等问题上作了一些让步，但日本人志不在此，反而提出"华北明朗化"，逼迫宋先生表态。宋先生针锋相对地提出：日本人须先取消殷汝耕伪政权，以示诚意。双方条件南辕北辙，自然无法谈拢。于是日军不断增兵、不断制造事端，为侵略寻找借口。宋先生不堪日方压迫，又担心"小不忍则乱大谋"，便借省亲扫墓之名返回山东乐陵老家，使日方暂时失去交涉对象。行前，他将交涉事务交由秦德纯（绍文）负责，军事由冯治安（仰之）代理。冯治安此时已兼任河北省主席，但因第三十七师负责北平防务，他常驻北平。二十九军副军长虽在秦德纯任北平市长后换为佟麟阁（捷三），但军长公务多由冯治安代批，他实际上已代理军长之职。

乐陵

评：冯治安是军长第一顺位“继承人”，说明此时地位在刘汝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