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战刚胜利，戴笠在上海抓汉奸，对赌场大亨潘三省很不客气，直接上了镣铐。唐生明去探望，潘三省哭着喊："您一定得帮我跟戴老板求求情啊！"唐生明笑了笑，心想：我在汪伪当了五年"汉奸"，全上海都骂我卖国贼，你现在才知道怕？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笠到上海办案，赌场老板潘三省戴上了镣铐。唐生明去探望他，潘三省急着求情。可唐生明自己刚从汪伪政权的核心圈子里出来，五年来，他也一直顶着汉奸的骂名。
 
这场探望有些讽刺，潘三省怕戴笠，唐生明却曾被安排去接近汪精卫。一个看起来混吃玩乐的国民党将领，为什么要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跑去敌方地盘？
 
唐生明有这份任务，并不奇怪。他是黄埔四期生，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参谋，挂中将军衔，哥哥唐生智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更特别的是，他交际广，和汪精卫、周佛海以及上海帮会人物都能打交道，妻子徐来又是当红影星，夫妻俩走到哪里都惹人注意。
 
1940年春，戴笠把他叫到重庆，传达的任务听上去近乎荒唐，让他到上海投靠汪伪政权，实际上要借机潜伏，联络对方高层、策反汉奸、搜集情报。几天后，蒋介石设宴为唐生明夫妇送行，戴笠作陪，还给了一万块特别活动经费。
 
唐生明这一去，就是五年。
 
他没有摆出一副谨慎特务的样子，反而住进潘三省公馆，打牌、跳舞、吃喝应酬，装成一个贪图享乐、对抗战失去兴趣的将军。戴笠给他的要求是，生活上越显得腐化越好。听起来像是在放纵，实际是要把身份做实，让汪伪方面觉得他不是来卧底的。
 
这套办法并非只在中国出现。二战期间，西班牙人胡安·普霍尔以代号加博为英国提供情报，还经营一套虚构的间谍关系网，协助盟军误导德国方面。手法各不相同，但都说明一件事，秘密行动有时靠的不是躲起来，而是让对方相信你就是他们眼中的那种人。
 
汪精卫曾当面提起唐生明和戴笠关系密切，甚至试探他是不是来行刺。唐生明靠着轻松应对蒙混过去。换作一般人，可能早就露出破绽，他却把纨绔子弟的形象演到底。可这类任务风险也摆在眼前，演得越像，战后越难证明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站稳脚跟后，唐生明开始拉拢周佛海。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掌管多项重要事务，是关键人物。唐生明摸到他的顾虑后，重庆方面也配合联络周佛海的家人，并照料他留在重庆的母亲。老人去世后，相关照片和消息传到上海，周佛海逐渐向重庆靠拢，成为内应。
 
这段关系并不只是几句劝说就能办成。唐生明要让周佛海相信，自己与重庆之间还有联系，也得让重庆方面证明，这条联系值得信任。双方一来一往，才慢慢搭起沟通渠道。
 
另一件常被提起的事，是李士群之死。李士群是汪伪特务机关的重要人物，曾参与迫害抗日力量。1943年，唐生明向戴笠提出利用日本人与李士群之间的矛盾，让日方出手，而不是直接派人暗杀。后来李士群中毒身亡，关于具体经过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常见叙述将其与日本特务机关的矛盾联系起来。
 
这类行动听起来像是借刀杀人，实际每一步都可能牵连自己。要是事情败露，唐生明既可能被汪伪方面清除，也可能失去重庆的信任。所谓在敌营游刃有余，并不等于没有危险。
 
同一时期，另一位女性情报人员沈安娜长期在国民党机关担任速记工作，利用职位接触文件、传递情报。她和唐生明的路径不同，一个依靠机关内部岗位，一个靠社交关系进入高层圈子，但共同点是都要维持表面身份，长期承受暴露风险。也正因为如此，潜伏者的功劳常常不容易被外界看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戴笠很快进入上海，当晚住进唐生明家，这等于公开表明唐生明并非汪伪汉奸。蒋介石随后接见他，并给了200万元特别费。不过当时物价飞涨，这笔钱折算下来只有不到5两黄金，远没有数字看起来那么惊人。
 
更让唐生明不满的是，五年潜伏结束后，他没有得到一个重要职位，只获安排中将部员一类的闲职。他曾抱怨，这样的职务没什么值得庆贺。与此同时，他在汪伪圈子里结下的人情也成了负担，肃奸期间，他替叶蓬等人求情，最终没能改变判决。
 
唐生明是重情义，还是把私人关系看得太重？这很难用一句话说清。他在敌营里靠人情建立关系，胜利后又不愿轻易切断这些关系，前后的选择其实连在一起。
 
1949年，他在湖南参与策反起义，为当地和平解放做出贡献。此后他定居北京，担任国务院参事，毛主席批给他4万元安家费。文革期间，他被关押七年半，恢复政协委员身份后，1987年在北京病逝。
 
回到潘三省戴镣铐的那一幕，唐生明看似站在旁边，实际也曾被同一座城市当作汉奸。区别在于，他的任务直到胜利后才得到公开确认，可这并没有替他换来一条轻松的后路。五年潜伏，既是功劳，也是他无法轻易摆脱的身份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