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位伟大女性一览：


1949年，对这十位女性并不是同一个起点。
宋庆龄走进新政协，随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何香凝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张充和则在这一年随丈夫赴美，此后把书法和昆曲带进美国大学课堂。

几个人站在同一历史节点上，却向不同方向走去。

宋庆龄和何香凝最早进入的是政治公共空间。她们的经历都从辛亥革命前后起步，却没有停在“革命伴侣”的位置上。宋庆龄长期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1981年5月15日被接收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次日获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5月29日在北京逝世。

何香凝在廖仲恺遇刺后仍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抗战时期参加救亡，新中国成立后承担国家和社会职务，同时继续绘画。

几十年间，两人的名字先后进入革命组织、政治会议和国家机构。

另一条道路通向大学、出版和学术机构。
冯沅君早年进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来长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山东大学任一级教授，并担任副校长。

沈祖棻长期在高校任教，兼有新诗、旧体诗词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课程、论文、著作和学生，使两人的学术工作获得了超过个人生命的延续时间。

杨绛的路径更窄，也更长。她从事外国文学研究，为翻译《堂吉诃德》专门学习西班牙语，译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版。2003年出版《我们仨》，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上》，钱钟书去世后，她还继续整理相关遗稿。几十年间，她不断读、翻译、校订、写作，一页页文本最后进入公共出版体系。

许广平面对的是另一种保存任务。1936年鲁迅去世后，她长期保存、整理其手稿、书信和遗著，并参与有关著作的整理出版。战乱和迁徙不断改变生活地点，纸张却需要有人保管、辨认和编次。

鲁迅的大量文字后来得以持续出版和研究，许广平承担过其中大量具体工作。
她自己的公共角色，也在这些整理、保存和出版事务中逐渐固定下来。

冰心的作品经过另一套渠道进入公共生活。
1951年回国后，她继续写作、翻译并参加文化活动。早年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已有广泛读者，1957年发表《小桔灯》后，作品继续进入报刊、出版社和学校阅读体系。纸面上的作品经由现代出版和教育机构，一次次抵达新的读者。

林徽因留下的是可以直接看见的公共物件。1950年前后，她参与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国徽设计工作，又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相关设计。

此前多年古建筑调查形成的专业训练，在新国家的象征物和纪念建筑中得到使用。她与梁思成共同从事建筑研究，但进入国家工程的是团队设计、专业分工和具体图纸。

传统艺术也发生着类似变化。骆玉笙从艺七十余年，在长期演唱中吸收多家唱法，形成“骆派”京韵大鼓，后来担任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

1985年电视剧《四世同堂》播出，她演唱的《重整河山待后生》随电视传播进入普通家庭。
原先更多依靠舞台和师徒传承延续的唱腔，由电视获得了新的传播范围。

张充和没有进入新中国国内的文化机构。1949年赴美后，她长期从事书法、昆曲教学和文化活动，把中国传统艺术带进美国校园。她与另外九人的制度环境不同，昆曲和书法在她手中依靠课堂、演出和学生继续传播。

十个人留下的成果分布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宋庆龄、何香凝的名字进入国家机构和政治活动记录，林徽因参与的设计成为公共建筑与国家象征的一部分，冯沅君、沈祖棻的工作留在大学和著作中，许广平保存的文献进入出版和研究，杨绛、冰心的文字持续面对读者，骆玉笙和张充和则把传统艺术交给新的媒介和学生。

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确认了宋庆龄的国家荣誉。

四年后，骆玉笙的声音从电视机里传出。一个写进国家文件，一个进入千家万户。到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这些女性相继离世，国徽仍在使用，鲁迅文献仍在整理出版，大学里的相关学术传统继续延续，译本仍有人阅读，昆曲和京韵大鼓仍有人学习。

十条道路最终留下的，是职位、图纸、手稿、著作、课程和唱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