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1年，爱新觉罗·弘历出生在北京雍亲王府。他这一生，活了八十九年，做了六十年皇帝，另外三年以太上皇身份继续掌着朝政。

1799年2月7日，北京紫禁城养心殿内，乾隆皇帝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此时距离他把皇位交给嘉庆，已经过去三年。令人感慨的是，这位老人直到生命结束，仍然拥有决定朝廷重大事务的权力。

乾隆继位初期，重视农业生产和地方吏治。他多次下令减免钱粮，关注河道治理，也沿用雍正时期建立的许多行政制度。那时候，农业直接关系国家财政，黄河、运河一旦发生严重水患，不仅影响粮食生产，还会妨碍南粮北运。因此，治理河工成为乾隆长期关注的重要事务。

不过，坐在紫禁城里看奏折，终究不能完全了解地方情况。1751年，乾隆第一次南巡，前往江南察看地方事务。此后，他又在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和1784年五次南巡。六次出行横跨三十三年，经过山东、江苏、浙江等地，沿途涉及河工、官员考察、祭祀和接见地方士绅等活动。

南巡既有实际政务目的，也包含浓厚的皇家出行色彩。皇帝尚未抵达，地方便要安排道路、码头、住处和警卫人员。官员提前准备迎驾事务，沿途行宫也需要维护。如此规模的活动，必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乾隆可以借南巡了解江南，但庞大的随行队伍同样反映了当时皇室生活的排场。

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十分喜欢江南园林。他在南巡途中观赏苏州、杭州一带的山水建筑，后来又将部分江南园林的布局和景致引入皇家园林。北京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皇家园林中的一些景观，都能看出江南造园艺术的影响。这种文化交流，也成为乾隆时代宫廷建筑的一项特色。

比起游览山水，乾隆投入更多精力的是边疆治理。1755年，清军进入伊犁，准噶尔局势发生重大变化。1757年，清军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1759年，清朝完成平定大小和卓叛乱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管辖。此后，清廷逐步建立更加完善的驻军和行政管理体系。

1762年，清朝设置伊犁将军，负责统辖新疆地区的重要军政事务。这个制度在乾隆朝边疆治理中具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清廷还在四川金川地区组织军事行动，并在台湾地区等地处理地方动乱。不同地区情况复杂，朝廷采取的办法也不尽相同，既有军事行动，也有行政制度方面的调整。他还命人将有关文字译成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碑纪念，并以“十全老人”自称。

军事之外，乾隆还把大量精力放在文化事务上。他喜欢读书，酷爱诗文，一生留下四万多首诗作，数量接近《全唐诗》所收作品的总数。无论出巡、赏花、观雪，还是阅读奏折、欣赏古画，他都习惯写诗记录。诗歌对乾隆而言，不只是文学创作，也是记录生活与表达治国想法的一种方式。

乾隆爱收藏书画，在宫廷中也留下许多痕迹。1746年，他在养心殿西暖阁设置三希堂，珍藏传为王羲之所书的《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这些珍贵书迹受到他的高度重视，他经常欣赏、题跋、钤印。三希堂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却成为清代宫廷文化中十分著名的空间。

1772年，乾隆下令广泛搜集历代典籍。1773年，朝廷正式开设四库全书馆，组织纪昀等学者整理古籍。经过多年编纂和誊录，形成《四库全书》这一规模庞大的丛书，收书三千四百余种、约七万九千三百卷，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涉及历史、文学、医学、地理等众多领域。

1781年农历十二月，第一部《四库全书》完成缮写，随后又陆续誊录多部，分别收藏于北京、沈阳、承德以及江南等地的七座藏书阁中。如此庞大的文化工程，需要长期投入人力、财力，也离不开全国各地学者、藏书家和抄写人员的参与。这项工程成为乾隆朝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

乾隆还重视对书画和古代器物的整理。清宫编纂的《石渠宝笈》，系统记录宫廷收藏的书画作品；《西清古鉴》则整理了大量古代青铜器。这些著作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器物信息，使后世研究者能够了解部分文物在清宫时期的收藏情况，也反映出乾隆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

乾隆不仅喜欢保存前代文化，也十分重视记录自己的生活。皇家绘画、巡幸图、御制诗文以及各类宫廷档案，留下了大量有关乾隆时代的细节。正因如此，后人能够较为清楚地了解他到过哪些地方、参与过什么活动、欣赏过什么作品，以及他如何通过文化活动展示皇帝的身份与权威。

进入晚年，乾隆处理朝政越来越依靠身边的大臣，和珅逐渐受到重用。和珅1775年前后开始迅速获得提拔，此后长期担任重要职务，深得乾隆信任。随着职权扩大，和珅逐渐掌握大量朝廷事务。乾隆晚年对他的倚重，也使和珅在官场拥有远超一般大臣的影响力。

如果只用“在位六十年”来认识乾隆，显然还不够。他留下了大量诗文、书画题跋、政治档案和宫廷建筑，也留下了一个值得后人研究的历史问题：一个拥有漫长执政经历的皇帝，究竟如何处理个人意志、国家事务与皇位传承之间的关系。这才是乾隆一生最值得深入了解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