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毛主席为朱老总颁授军衔。朱老总接过元帅命令状时，毛主席调侃：“玉阶兄（朱德的字），你可是红军永远的总司令！”朱老总笑答：“主席，我们都是在您的旗帜下打仗。”
他把命令状带回办公室，放进抽屉，没有立即叫秘书归档。
几天后，罗荣桓来谈工作。临走前，他提醒道：“老总，命令状原件要尽快送总干部部存档，那边催过一次了。”
朱德点点头，等罗荣桓离开，才从抽屉里取出那个大信封。他打开看了看，又放了回去。
第二天，总干部部派了一名年轻干事来取。干事等在办公室外间，看见总司令自己拿着信封走出来。
“同志，”朱德把信封递过去，“原件在这里。”
干事双手接过，按程序清点确认。他看见命令状崭新挺括，金印鲜红。但信封里似乎还有一张别的纸，边缘发黄，质地粗糙。他没敢细看，合上了封口。
“总司令，”干事犹豫了一下，“信封里……”
“哦，”朱德神色如常，“有份旧材料，我顺手夹在一起了。你们存你们的，不用管它。”
干事回到档案室，在登记簿上写下“元帅命令状一件”。他打开信封，取出那份1935年的油印委任状，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按照规定，个人保存的历史实物不属于正式归档范围。
他报告了处长。处长想了想：“放回信封，一起存进朱总司令的个人历史专卷。专卷是闭卷，不对外提供查阅。”
档案员照做了。他在卷宗目录上只登记了“1955年授衔命令状”，没有提及那张旧纸。
1963年，军委组织编写《红军将领传略》，编写组需要核实朱德早期任职情况。档案员调出个人专卷，看到了信封里的两张纸。
编写组组长拿起旧委任状，仔细看了纸的材质和油墨。“这是真东西，”他说，“但我们需要的是档案里的正式记录。这个不能直接引用。”
“那怎么办？”档案员问。
“这样，”组长拿出笔记本，“你们在专卷里附一张说明卡，写上‘卷内实物经技术鉴定，为历史真品，可供研究参考’。我们写传记时，只提1935年任职事实，不提这份实物来源。”
档案员照办了。那张发脆的委任状仍然和崭新的命令状叠在一起，只是多了一张蓝色卡片。
1965年取消军衔后，许多老干部交回了礼服和命令状。总干部部派人来征求朱德意见。
“我的那份，”朱德说，“已经在你那儿存了十年了。”
“是，老总。按规定，授衔废止后，原件可由个人保存，也可继续由组织保管。您看……”
“就留在档案室吧。”朱德说，“那本来就是组织发的。”
“那……信封里另一份材料呢？”
“一起留着。”朱德停顿了一下，“那上面有红军时期的印，有指印。不占多少地方。”
军衔制度取消后的第三年，档案室进行防潮处理。工作人员打开朱德的个人专卷，取出牛皮纸信封。
两张纸被小心分开，各自夹进无酸纸衬页。档案员在衬页边缘用铅笔写下：“1955年元帅命令状，原件。”“1935年工农红军总司令委任状，历史实物，个人保存。”
他犹豫了一下，翻到命令状背面，看见了那行小字：“一切荣誉归于党与红军。朱。”他拿起旧委任状对着光，模糊的指印在纤维间微微泛红。
他没有添加任何说明。只是把两张衬页重新放进同一个无酸档案盒，盒面标签只写：“朱德，个人历史材料（部分实物）”。
1976年，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一个空白信封。里面是空的。
他们检查了档案室记录，确认元帅命令状和旧委任状始终存放在专卷中。那个空信封，或许是老人曾经想取回，最终又没有开口。
后来，档案盒被移交至纪念馆。展览时，两张纸并排陈列在同一个展柜里。解说词写道：“1955年授衔命令状，与1935年红军总司令委任状历史实物。”游客经过，常常会问：“为什么旧的那张不算正式档案？”讲解员每次回答：“因为它是历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