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最悲催的城市——安庆
逛了安庆的大观亭文化街区，打出租车回酒店，开车的女司机说："你们是外地来安庆玩的吧？好多外地人不知道安庆呢！前两天有一位乘客问我，安庆是不是县城？我说，安庆曾经是安徽的省会！八九十年代大南门外的安庆码头是何等的热闹啊……"
她说这话时，后视镜里我看得见她眼角的笑意，那不是炫耀，倒像是替一个被低估的老朋友，轻轻辩解一句。
"安庆是不是县城？"这句话问得荒唐，却也问得真实。对于许多只在课本边角扫过这个名字的人而言，安庆确实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它不像黄山那样自带一张明信片，不像合肥那样满是省会的头衔，甚至不如芜湖在物流地图上的名字出现得频繁。它就这么安静地坐在长江北岸，看江水东去，不言不语。可只要翻开近代中国的账本，安庆的分量，压得住纸。
清乾隆二十五年，安徽布政使司移驻安庆，此后近两百年，这座城一直是安徽的政治中心。清末民初，它与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并称"长江五虎"。那时的安庆码头，桅樯如林，货堆如山，徽州的茶、皖河的米、江南的布，都在这里换船出江。到了八九十年代，长江航运尚盛，码头上人声鼎沸，挑夫的号子、轮船的汽笛、摊贩的吆喝，混成一条江边最热闹的市声。女司机说的"何等的热闹"，我信。
安庆还出人。这里有黄梅戏，严凤英一开口，《天仙配》便唱遍全国；这里有桐城派，方苞、刘大櫆、姚鼐的文章，撑起清代文坛的半边天；桐城的朱光潜，把美学讲成了一门听得懂的手艺；怀宁的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还有邓稼先，那位"两弹元勋"，从这里走出去，隐姓埋名，把一生留在了风沙里。一座城，能把这么多名字装进衣袖，已经很了不起。
可如今走在安庆街头，却感觉不到一丝"了不起"的铺张。老城的巷子窄而旧，振风塔在江边站了四百多年，看了太多来来去去；迎江寺的香火淡淡的，菱湖的水也是慢慢的，湖心岛上矗立着黄梅戏女皇严凤英的墓碑。人们说话不紧不慢，一碗江毛水饺，一碟胡玉美的蚕豆辣酱，就能消磨一个上午。这样的慢，不是停滞，倒像是历尽繁华之后的一种从容。
我想，那个把安庆当成县城的乘客，其实并没有大错——错的只是我们的记忆太短。一座城市的体面，从来不写在它的头衔上，而写在它曾经承担过什么、留下过什么。安庆做过省会，跑过码头的生意，捧出过戏台和文章，养大了众多改变中国的人。它不是县城，它只是把曾经的光，悄悄收进了袖子里。
车到酒店，我下车道谢。女司机摇下车窗又问了一句："去过天柱山吗？站在江边看码头也中！"我笑着点头。
夜色里的安庆，江风很轻，灯火不算亮，四百年的塔，静静地站在长江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