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中文网写道：“中国的‘自力更生’战略正在颠覆中欧贸易格局：过去十年里，中国旨在减少对外国供应商依赖的产业和技术倾注了大批资源。政府推进经济更为自力更生，扩大国内生产商品种类。这导致中欧贸易逆差日益加剧。”
国际贸易有一条很现实的规律：谁掌握关键技术，谁就更有资格决定商品卖多少钱。过去欧洲靠汽车发动机、精密机床、工业设备占据产业链上游，中国企业花钱购买技术和设备，欧洲舆论很少质疑这种分工。如今中国逐渐掌握了更多高附加值制造能力，欧洲一些声音却开始质疑中国为何什么都要自己造。
真正让欧洲工业界不安的，恐怕不是中国生产了多少普通商品，而是过去那些利润丰厚、技术门槛很高的生意，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竞争者。德国工业设备、法国高端制造、欧洲汽车零部件，都不能再把中国市场视为没有强大本土对手的市场。产业优势一旦不再稳固，贸易争论自然会越来越激烈。
这里有个历史细节值得回顾。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国际产业分工中存在明显的技术梯度。中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同时进口高端设备、关键材料和工业技术。二十多年过去，中国制造业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个经济体从低端加工走向自主研发，本来就是工业化发展的正常方向。
欧洲不能一边承认市场竞争，一边又把竞争结果当成需要纠正的异常现象。中国企业能够进入更多高技术行业，靠的是长期研发、工程师队伍、完整供应链和规模化生产。当然，这里面有产业政策的支持，但欧洲自身同样长期运用补贴、税收优惠和公共投资培育战略产业，不能把政府支持简单等同于竞争不公平。
再把视线转向能源领域。欧洲近几年失去部分廉价俄罗斯能源供应，工业企业不得不承受更高的经营成本。化工、钢铁、玻璃等行业尤其敏感。中国企业拥有较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体系，部分产业在能源保障、生产组织和规模效应方面更具优势。欧洲工业成本上升，不能简单归咎于中国商品进入市场。
有意思的是，欧洲一方面担心中国制造业竞争力太强，另一方面又离不开中国的新能源产品。太阳能组件、动力电池、电动汽车，都是欧洲推进能源转型的重要商品。既希望加快绿色转型，又希望限制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供应商进入市场，这两项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冲突。
2026年10月8日，中欧经贸矛盾已经进入新一轮谈判阶段。欧盟贸易委员谢夫乔维奇赴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就贸易失衡、市场准入及关键原材料供应等问题展开磋商。欧盟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已达到每天超过10亿欧元的规模，欧洲希望在10月中旬领导人会议前取得实质进展。
更值得关注的是欧洲限制中国汽车进口的方式正在变化。2024年10月，欧盟对中国制造的纯电动汽车实施额外反补贴关税。进入2026年，部分欧洲官员又把限制目标扩大到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根据10月7日路透社报道，截至9月的一年里，欧盟插混汽车进口量增长86%，价格下降20%。
这些变化给欧洲汽车工业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即使通过贸易措施挡住某一类中国汽车，能不能阻止中国企业开发其他技术路线？纯电动、插电混动、智能驾驶和动力电池并不是孤立的产品，而是相互连接的产业体系。只在进口环节设置障碍，无法代替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
贸易账本还有另一面。2026年7月，中国外交部门公开资料指出，2025年中国对欧盟服务贸易逆差达到483亿美元，欧盟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的重要来源。知识产权、专业服务等领域，欧洲依然拥有可观的商业收益。只拿货物贸易逆差衡量中欧经济关系，显然不够全面。外交部
欧洲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利益也不能忽略。大众、宝马、巴斯夫等企业长期在中国投资建厂，不仅服务中国市场，还参与跨国供应链。部分商品从中国工厂出口，海关统计记录的是商品流向，却不会直接告诉公众利润如何在股东、员工和供应商之间分配。贸易数字必须看，但不能把它当成全部经济利益。
中国的产业自主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背景，那就是供应链安全。近年来，美国持续加强先进半导体和相关设备出口管制，欧洲部分企业也受到本国出口许可制度约束。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关键零部件如果长期依赖少数海外供应商，就可能在国际关系变化时面临停产风险。发展国产替代，是降低这种风险的现实选择。
而且，自主可控不等于拒绝外国商品。中国需要的是在重要领域拥有可靠的国内供应能力，同时继续参与全球分工。欧洲产品只要具备技术、品质和价格优势，仍然有市场机会。真正发生变化的是，中国企业不再只能接受别人制定的产业分工，也有能力在更多环节参与国际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