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初春，红旗渠总设计师、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接到一纸调令，即将赴洛阳任职。临行前，他与跟随自己多年的秘书秦德顺在林县县革委会大院并肩而立，拍下了这张合影。

从1954年春天踏进林县地界算起，杨贵在这片太行山腹地已经扎扎实实干了十六个年头，从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干部熬成了两鬓微霜的"老林县"。

十六年里，他带着全县五十万群众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在绝壁之上硬生生抠出了一条总长逾千公里的人工天河，让世世代年苦于干旱的林县人终于吃上了自来的漳河水。

要理解这张合影的分量，得先回到杨贵刚到林县的那个年代。

1954年，二十六岁的杨贵被任命为林县县委书记，一脚踏进这个"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山区县，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

林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全年降雨集中在短短几个月，其余时间滴雨不下，百姓吃水要翻山越岭去十几里外的地方挑，一盆水要先洗脸、再洗衣、最后喂牲口，循环了才算物尽其用。

杨贵走访了全县大大小小的山村，看到那些因为缺水而举家逃荒的农户，看到那些为了争一口井而打得头破血流的乡亲，心里那团火就没熄过。

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林县人喝上水。

可谈何容易？林县本地没水，最近的水源是山西省境内的漳河，要把水引过来，得穿过几十公里的崇山峻岭，全靠人工一锤一钎地干。

那段时间，杨贵带着技术人员翻山越岭勘察线路，鞋底磨破了一双又一双，终于拿出了"引漳入林"的整体方案。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四，年还没过完，三万多名林县群众就扛起铁锹、背着干粮，浩浩荡荡开赴太行山深处的修渠工地。

那是国家经济最困难的岁月，没有大型机械，没有钢筋水泥的充足供应，修渠大军靠的就是双手、铁锤和炸药。

悬崖峭壁上，腰系绳索的民工像壁虎一样贴在石壁上打炮眼，脚下就是几百米深的河谷；冬天工地零下十几度，他们裹着薄被子睡在山洞里，啃的是玉米面窝窝头和咸菜。

杨贵自己也泡在工地上，跟民工一起啃干粮、一起住席棚，白天丈量土方，晚上在油灯下研究图纸。

有人劝他，这工程太大、条件太苦，不如缓一缓。

他硬是顶住了压力，说林县人等不起，再拖下去还不知道有多少村子要因为缺水而散掉。

1960年3月，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定名为"红旗渠"，取"高举红旗前进"之意，从此这个名字跟杨贵、跟林县人民的命运紧紧绑在了一起。

此后的十年间，修渠大军削平了一千二百五十座山头，凿通了两百多个隧洞，架设了百余座渡槽，终于在1969年7月让漳河水顺畅地流进了林县的田间地头。

周恩来总理后来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另一个就是林县的红旗渠。

如今，杨贵要走了。

他站在县革委会的院子里，身后是那条已经通水的干渠，面前是跟了自己多年的老秘书，快门按下的一瞬间，谁也说不清这十六年的酸甜苦辣到底有多重。

秦德顺后来说，那天杨贵没怎么说话，只是临上车前回头望了一眼太行山的方向，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上车。

这一走，他把十六年的青春、心血和那座矗立在悬崖上的水利丰碑，永远留在了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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