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戴笠肃奸时，对汉奸潘三省很厌恶，就给他上了镣铐。某天，唐生明去探望他，潘三省哭着说：“您一定得帮我跟戴老板求求情啊！”
 
 
1945年秋天的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探视间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一个穿着囚服的男人拖着沉重的铁镣从走廊尽头挪过来，金属撞击水泥地的声响在狭长的空间里来回弹荡。
 
 
他走到铁栅栏前，脸上的肉抽搐着，眼泪和鼻涕糊成一片，两只手死死抓住栏杆，声音嘶哑地喊出一句话：“四哥，你一定得帮我跟戴老板求求情啊！”
 
 
站在栅栏外的人叫唐生明。他没有立刻接话，只是看着对方脚踝上那副20斤重的铁镣。这副镣铐不是普通犯人能戴的，戴笠亲自下的令，明摆着告诉所有人：潘三省这个人，谁也别想保。
 
 
要说清这一幕的来龙去脉，得从几年前的上海滩讲起。
 
 
潘三省在上海开赌场起家，开纳路上的兆丰总会就是他一手操办的，会员制的场子，进出的大多是汪伪政权里的新贵和上海滩的有钱人。
 
 
凭着这门生意，他跟黄金荣、杜月笙这些青帮大佬都搭上了关系，在上海地面上算得上吃得开的人物。
 
 
上海沦陷后，他没有往内地跑，而是转头攀上了“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又给日军宪兵队长送了不少钱物，在日伪的特许下把赌场生意越做越大。
 
 
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潘三省和唐生明打上了交道。1940年，唐生明带着妻子、著名电影演员徐来，还有孩子保姆一大家子，从桂林转香港，再坐邮船到上海，住进了潘三省的公馆。
 
 
唐生明表面上的说法是过不惯大后方的苦日子，要到上海来享福。实际上，他是蒋介石和戴笠秘密派出来的，任务是在汪伪内部做策反和情报工作。
 
 
潘三省对唐生明的到来非常上心。他到码头亲自迎接，把唐生明一家安顿在自己开纳路的公馆里，当天就设宴洗尘，还把李士群请来作陪。
 
 
据记载，潘三省当时对唐生明拍过胸脯，大意是到了上海就是到了他的地盘，李士群、周佛海那边他一个个去打招呼，不会让人找唐生明的麻烦。
 
 
后来唐生明能在汪伪内部站住脚，潘三省在中间牵线搭桥确实起了作用。
 
 
但潘三省自己的账，远不止开赌场这一笔。抗战期间，他给日军采办过盘尼西林这类紧缺药品，还配合“76号”抓过军统潜伏在上海的交通员，用这些人换赏金。这些事情戴笠都记着。
 
 
1945年8月日本投降，9月军统开始大规模肃奸。戴笠的肃奸名单上，潘三省的名字被重重圈了起来。
 
 
一天清晨，12名军统行动人员突袭了潘公馆，潘三省穿着睡衣就被从床上拖了出来，嘴里还在喊“我是冤枉的”。
 
 
人被关进提篮桥之后，戴笠特意下了命令，给他戴上一副20斤重的铁镣。在当时，这种重镣只给罪大恶极的重犯用。潘三省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唐生明来探监，潘三省把最后的指望全押在了他身上。
 
 
据记载，他在狱中对唐生明说：“当年接你、护你，替你堵了李士群多少回，你心里有数。你替我跟戴老板美言一句，我潘三省把剩下的房产、金条，全拿出来赎命。”
 
 
唐生明沉默了很久。潘三省当汉奸的证据摆在那里，手上还有军统人员的命案，这个忙不好帮。但碍于旧日情面，唐生明回去后还是向戴笠递了话。
 
 
戴笠的回应很干脆。他说：“季澧，你替国家忍了五年骂名，我不怪你念旧。但潘三省这根骨头，是给上海肃奸立的碑，碑不能倒，人也别再为他递第二回条子。”
 
 
后来有人愿意出500根金条保潘三省一条命，戴笠看都没看就拒了。
 
 
潘三省在狱中一直戴着那副镣铐。等待他的，是一场注定无法翻盘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