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瞿颖拿出10万元在常德给哥哥买下三居室婚房；同一年，她在北京接广告、拍挂历，单张身价已是普通工人十几年的收入。

瞿亚利把钥匙攥在手里，金属齿痕硌着掌心。他没说谢谢，只问：“这得拍多少张挂历？”

“没算过。”瞿颖把购房合同折好，塞进他外套口袋，“月底我回组里，搬家你自己盯。”

屋里空荡，脚步声有回音。瞿亚利走到阳台，楼下卖豆腐脑的推车刚出摊。他看了一会儿，回头说：“厂里上月又走了七个。”

瞿颖正蹲着检查地漏，头也没抬：“知道。”

“妈说你想让我去北京试试。”

“广告公司缺个道具助理，活杂，能学。”

瞿亚利摸出烟，想起这是新房子，又放回去。“我三十六了。”

“我二十四。”瞿颖站起来，拍拍裤腿上的灰，“机械厂学徒那年你也是二十四。”

两人都没再说话。搬家工人扛着床架上楼，吆喝着问摆哪边。瞿亚利过去搭了把手，衬衫袖口蹭了道白灰。

晚上吃食堂打来的剩菜，热了热。瞿颖扒拉着饭里的茄子，忽然说：“挂历那边下季要签独家，价能再抬三成。”

“好事。”

“钱多了，事也多了。上周拍泳装，水里泡了四个钟头。”

瞿亚利筷子顿了顿。“冬天拍这个？”

“棚里热得像蒸笼。”她抹了把鼻尖，“比厂里锻炉还闷。”

这话让瞿亚利笑了下，很短。他收拾碗筷时，听见妹妹在背后说：“哥，房子写你名。以后哪怕什么都干不成，也有个地方回。”

水龙头开得很大。瞿亚利洗了很久的碗。

月末瞿颖坐早班机走的。瞿亚利站在新房客厅中央，阳光把地板照得发亮。他从裤袋摸出那张折痕很深的合同，展开，又折回去。

下午去了趟机械厂旧址。铁门锁着，透过栅栏能看见野草从车床缝隙里钻出来。看门的老头认出他，递了根烟：“亚利啊，听说你妹给买楼了？”

“嗯。”

“命好。”老头吐着烟圈，“我家那个还在广州挤流水线呢。”

瞿亚利没接话。他盯着厂房外墙那句褪色的“安全生产”，忽然问：“张伯，九二年厂里技能比赛，我是不是拿过第一？”

“咋不记得！奖了个搪瓷缸子，你非送你妹喝水用。”

是有这么回事。瞿颖那时刚考去艺校，抱着缸子说：“哥，等我挣钱了，给你买真金的。”

烟烧到手才惊醒。瞿亚利踩灭烟头，朝车站走。路过报刊亭，最新一期《大众电影》封面上，瞿颖穿着红裙子笑。他掏钱买了，夹在胳膊下。

回家路上接到电话，是北京区号。瞿颖的声音混着杂音：“合同签了，三年。下月我去湖南拍外景，顺道回家。”

“嗯。”

“哥？”

“在听。”

“美容店那个事，你再想想。钱我出，亏了算我的。”

信号断了。瞿亚利握着手机，在街边站了会儿。卖豆腐脑的推车正要收摊，老板娘喊他：“瞿家哥哥，最后一碗，给你多加点糖。”

他坐下来吃。甜得发腻。

那晚他把新家每个柜门都开合了一遍，锁舌咔哒咔哒响。最后坐在卧室地上，翻那本杂志。内页有篇采访，记者问瞿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答：“希望我哥睡个整觉。他总半夜醒。”

瞿亚利合上杂志。窗外有摩托车呼啸而过，车灯在天花板上扫出一道光弧，很快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