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广州白天鹅宾馆被军方强制要求建立高射炮台,董事长霍英东无奈之下来到北京,托廖承志给叶帅诉苦,然而叶帅的反应却让所有人震惊。
霍英东从北京饭店出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他回到房间,让助理退了原定第二天去拜访其他人的安排,只留下一句:“收拾行李,明天回广州。”助理还想问叶帅到底说了什么,霍英东已经拿起电话拨给了广州的工程部:“明天下午三点,工地见。”
火车抵达广州的第三天,工地例会照常召开。合作方的一位负责人把一份内部通报放在桌上,推到他面前。通报上写着,广州军区要求重点建设项目“配合防空需要”。霍英东扫了一眼,把通报翻过去,背面朝上。
“楼,继续盖。”他拿起粉笔,在身后的黑板上画了个大楼轮廓,又在楼体中部画了三个小方块,“这里是原设计中的设备层,层高足够。如果我们主动把这里改建加固,预留出炮位空间,外面做好隐蔽,算不算‘配合’?”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有人小声问:“可军方要的是楼顶,他们能同意改位置吗?”
霍英东放下粉笔:“他们没说要楼顶,只说‘建立高射炮台’。位置是技术问题,可以谈。”
三天后,军区后勤部的一位参谋来到工地。他没穿军装,只带了两个技术人员。霍英东直接领他们去了已建到第八层的施工现场,指着图纸上的设备层位置:“这里,承重结构是独立的,四面都是厚墙。如果在这里设炮位,射击孔可以伪装成通风窗,外面看不见,射界也开阔。”
参谋拿着图纸和罗盘,在预留的位置实测了二十分钟。他让技术员拍了照片,最后收起工具:“我们需要回去汇报。但这个方案……有操作性。”
霍英东等了一周。没有电话,没有文件。
他照旧每天去工地。幕墙玻璃开始安装,巨大的吊篮沿着楼体上升。第八天下午,工地办公室的电话响了。助理接起来,听了几句,捂住话筒转向霍英东:“军区后勤部,说方案原则上同意,但需要补充一份承重和安全评估。”
“告诉他们,评估报告三天内送过去。”霍英东说完,拿起安全帽走出板房。
设备层的改造秘密进行。施工队按照军方提供的图纸,在厚重的剪力墙上开了三个规整的方孔,外部安装上可活动的金属百叶窗。内部加固了地面,预埋了炮座基桩。所有工程都在夜间进行,材料进出走的是货物通道。
完工那天夜里,霍英东独自去了设备层。百叶窗紧闭,江风从缝隙里渗进来,带着潮气。他用手摸了摸冰冷的金属窗叶,然后锁上了这层的防火门。钥匙只有两把,一把交给工程部存档,另一把在他手里。
白天鹅宾馆开业前,军方派人来做最后验收。来了三个人,没穿制服,在设备层停留了半小时。领头的人检查完射击孔和内部结构,对霍英东点了点头:“可以了。”没有更多的话。
开业典礼那天,嘉宾云集。没人注意到大楼东北角中段那几扇从未打开的百叶窗。当晚,霍英东站在宾馆顶层的套房里,望着珠江对岸的灯火。助理进来送文件,随口说:“楼下有客人问,为什么有些窗户打不开。”
霍英东接过文件:“告诉他们,那是通风固定窗,设计如此。”
此后多年,那几扇百叶窗始终紧闭。只有宾馆内部少数几个老员工知道,偶尔在深夜,会听见低沉的机械转动声从那个方向传来,很轻,很快又消失。而霍英东每次来广州,总会去那个楼层外站一会儿,看一眼江面,然后转身离开。钥匙一直在他手上,从未移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