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抵达哈达铺，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原红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
这次整编有两处很值得一说：一是纵队副司令员刘亚楼，职务高于第 13 大队大队长陈赓；二是第二纵队下辖 4 个大队的政委，分别是杨勇、王平、苏振华、张爱萍，四人在 1955 年均被授予上将军衔。

1935年11月3日，陕甘支队的番号结束。中央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后，陈赓出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刘亚楼出任第2师师长。
一个多月前在哈达铺，刘亚楼还是陕甘支队第2纵队副司令员，陈赓则是第13大队大队长。

两人的隶属关系，在很短时间内从上下级变成了两个师的师长。
没有发生军衔变化，变化的是部队编制和岗位。

时间拉回9月12日。
中央率红1军、红3军和军委纵队继续北上后，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彭德怀提出，按照当时兵力和下一步战略任务，部队编制需要改变。会议决定将三部分力量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并成立编制委员会主持缩编。几天后部队进入哈达铺，这套方案正式落实。

这里的红3军，就是原红三军团。
1935年7月红军统一调整番号时，红三军团已经改称红3军。到了哈达铺，红3军再编为陕甘支队第2纵队。原红1军编为第1纵队，中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组成第3纵队。第2纵队下辖第10、第11、第12、第13四个大队。

哈达铺正式宣布整编时，整个陕甘支队只有7000余人，却仍要承担继续北上的行军、警戒和作战任务。

第1纵队编5个大队，第2纵队编4个大队，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组成第3纵队。
原来的多级机关已经没有足够兵力维持原样，能直接带兵、熟悉部队的干部则尽量留在新的战斗单位里。

这一轮调整砍掉了原来的一些中间层级。军改成纵队，原来的团改成大队，机关随之压缩。

红军还要继续北上，前面有行军和作战任务，身后仍有追兵。
原有的军、师、团层级无法按照过去的规模继续维持，有限兵力必须尽快装进一条更短的指挥链。

刘亚楼就在这条指挥链里进入第2纵队领导机关。
他此前任红1军团第1师师长，哈达铺整编后任第2纵队副司令员。陈赓此前任军委干部团团长，随后担任第13大队大队长。一个从原红1军系统调入纵队机关，一个从军委直属部队转去直接带大队，两人的岗位都跨出了原来的建制。

按哈达铺当时的组织关系，副司令员高于所属大队的大队长。

可这种上下级关系只维持了很短时间。10月以后，第13大队的隶属关系又发生调整；11月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后，陈赓和刘亚楼分别担任第1师、第2师师长。

1935年的这组职务，没有形成固定的个人等级。

第2纵队四个大队的政治委员，则保持了另一条连续线。
第10大队杨勇，第11大队王平，第12大队苏振华，第13大队张爱萍。四个人在整编前，本来就在原红3军的第10、第11、第12、第13团担任相应的政治工作岗位。团改为大队后，他们随所属部队一起进入新的编制。

四个团的番号缩为四个大队，四名政治委员全部留在战斗序列。单位名称从团变成大队，政治主官沿着原有部队继续工作。长征已经造成严重减员，缩编减少的是机关和层级；熟悉部队、能够直接组织官兵的干部仍被放在一线单位。

第13大队随后又发生转隶。哈达铺初编时，它属于第2纵队，陈赓任大队长，张爱萍任政治委员；到10月上旬，它已经进入第1纵队的行动序列。原属红3军的部队并没有被固定在第2纵队，作战任务变化后，建制继续跟着调整。

陕甘支队本身也只存在了不到三个月。
10月到达吴起镇后，中央红军完成长征最后阶段的战略转移。11月初与红15军团会师，中央随即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原第2纵队主体部队编入红1军团第4师，哈达铺使用的纵队、大队番号很快退出。

到了1955年，陈赓被授予大将军衔，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杨勇、王平、苏振华、张爱萍四人也全部被授予上将军衔。二十年前，他们承担的是另一套战时岗位。1935年的职务由当时的编制、兵力和任务决定，1955年的军衔则建立在此后二十年的战争经历和军队制度之上。

11月以后，刘亚楼和陈赓已经并列为师长，四名大队政委也继续进入新的师团体系。

哈达铺的上下级关系随番号一起结束，留下来的，是被压缩过的组织层级和继续留在部队里的那批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