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蒋启星签完字，把笔往桌上一搁。“手续齐了。”他眼睛看着窗外。

鞠萍没接话，低头整理文件。儿子的小手攥着她的衣角。

“你真想好了？”蒋启星突然问，“带着孩子，住哪儿？你那点工资……”

“有地方住。”鞠萍打断他，声音很平。

她牵着儿子走出民政局。四月的北京，杨絮飘得烦人。孩子在台阶上绊了一下，她立刻蹲下身检查。

“妈妈，我们回家吗？”儿子仰着脸。

“回新家。”鞠萍把他抱起来。孩子比同龄人瘦，搂在怀里轻飘飘的。

单位分的宿舍在六楼，没电梯。鞠萍一手抱孩子，一手提行李袋，歇了三回才上去。房间十五平米，墙皮有些脱落。她把孩子放在唯一一张椅子上。

“以后这儿就是我们家了。”

孩子盯着墙角的水渍看，没说话。

晚上，鞠萍铺好床，发现儿子在翻行李袋。

“找什么？”

“小熊。”

那是蒋启星去年出差带回来的玩具。鞠萍翻遍袋子，没有。

“可能落下了。”她说，“明天妈妈给你买新的。”

“就要那个。”孩子声音很小。

鞠萍看看表，八点半。她蹲下来：“小熊先陪爸爸几天，好不好？”

孩子抿着嘴，点点头。

熄灯后，鞠萍听着身边均匀的呼吸，睁着眼。月光从没拉严的窗帘缝挤进来，在地上切出一道灰白。她想起七年前结婚那天，蒋启星给她穿鞋——那双他亲手做的软底鞋。他的手很稳，系鞋带时打了个漂亮的结。

第二天录《大风车》，道具组的小姑娘问：“鞠萍姐，你昨天没睡好？”

“有点。”鞠萍对着镜子补粉，“看不出来吧？”

“镜头里不明显。”小姑娘犹豫一下，“台里传你要调去幕后……”

“没这事。”鞠萍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蝴蝶结领，“准备录了。”

节目里她教孩子们折纸船。摄像机红灯亮起时，她笑得和往常一样。纸船在水盆里漂，孩子们围着她叽叽喳喳。有个小男孩折不好，急得快哭，她握着他的手，一步一步来。

“看，成了。”她把纸船放进水里。

小男孩破涕为笑。

录制结束，导演过来：“今天状态不错。”

“应该的。”鞠萍收拾着桌上的彩纸。

“其实……”导演压低声音，“你要有困难，台里可以安排宿舍调整。”

“不用，现在挺好。”鞠萍把废纸拢进垃圾桶，“真的。”

周末，她带儿子去动物园。孩子看着大象发呆。

“妈妈，大象爸爸在哪里？”

鞠萍愣了下。象群里确实只有母象和小象。

“大象爸爸……在别的园区。”她说完就觉得这谎太拙劣。

儿子没再问。他趴在栏杆上，看小象用鼻子卷草吃。

回去的公交车上，孩子睡着了。鞠萍把他搂紧些，窗外的霓虹灯一道道划过他的脸。她想起蒋启星最后那句话——“你那点工资”。他说得对，少儿节目主持人的工资确实不高。之前有奶粉商找她代言，开价不低，她拒绝了，觉得不合适。现在想想，也许该接的。

“妈妈。”儿子忽然咕哝一声，往她怀里钻了钻。

鞠萍摸摸他的头发。车到站了。

日子一天天过。鞠萍学会了很多事：如何用最少的钱买齐一周的菜，如何五分钟缝好扣子，如何在孩子睡后赶完台本。有次儿子发烧，她请了半天假，下午的录制差点迟到。化妆师一边给她上妆一边说：“萍姐，你脸色不好。”

“没事。”鞠萍闭着眼。

“其实……”化妆师欲言又止。

“嗯？”

“没什么。”化妆师换了把刷子，“眼影用淡一点吧。”

那天录的是春节特别节目。鞠萍穿上大红棉袄，带着孩子们剪窗花。镜头推近时，她眼里的血丝被粉盖住了。剪完最后一刀，她举起窗花——是个歪歪扭扭的“福”字。

“祝所有小朋友新年快乐！”她对着镜头笑，声音清亮。

收工时已经晚上九点。鞠萍匆匆卸妆，套上羽绒服就往医院赶。值班护士认识她：“鞠萍姐姐？你儿子下午退烧了，现在睡着了。”

病房里，儿子小脸通红，呼吸有些重。床头柜上放着吃了一半的苹果。

“他自己削的？”鞠萍问护士。

“嗯，说妈妈教过。”

鞠萍在床边坐下，轻轻拨开儿子额前的头发。孩子动了动，没醒。

护士小声说：“下午他问，爸爸知不知道他生病。”

鞠萍的手停在半空。

“你怎么说？”

“我说……爸爸工作忙。”

鞠萍点点头。窗外有烟花炸开，大概是哪家提前庆祝新年。红绿的光映在玻璃上，一闪一闪。她握住儿子露在被子外的手，小小的，温热。

走廊传来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口停住。鞠萍没回头。

过了很久，脚步声又响起，渐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