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哈尔滨到台北再到上海，她画过马、坐过播音间、嫁过异乡人、送走过至亲；与母亲分离四十多年后，她终于喊出那声妈。毕丽娜——费翔的母亲，一生漂泊，却从未弯下脊梁。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封神》，费翔）

1932年冬天，哈尔滨冻得滴水成冰，毕丽娜就生在这座城里。

母亲李梦白是个有主见的女人，见小丫头喜欢拿炭条在地上画马，画得灰土飞扬也不拦着，只站在旁边看。

十来岁上，家里把她送到北平念书，她考进美术学校，跟在齐白石身后学素描。

老师要求严，她画到手腕发酸也不肯歇，以为手里的画笔能一直握下去。

1949年春天，局势越来越紧，家里决定离开北平。

她没带多少行李，只把速写本塞进箱子，上面画满北方街巷和旧院子里的猫。

到上海待了没多久，又搭船去了台湾。

船过海峡那天，她靠着栏杆看海水，心里知道这一走，回头不知是哪年。

台北的日子离画室太远，美术底子换不来什么，倒是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被人看中，进了电台做播音。

每天坐在话筒前念稿子，声音平平常常送出去，下了班回到租来的屋子，屋里安安静静，一张桌、一盏灯。

她偶尔摊开速写本，笔尖停在纸上，半天画不出一条线。

五十年代一个傍晚，她穿旗袍上街寄信，路过街口，一个美国青年忽然举起相机朝她按快门。

她回头瞪过去，对方有些窘，站在原地没走，后来上前道歉，说只想拍一张照片。

她没再追究，转身走了，那人叫费伟德，从美国来，在台湾做事。

两个人就这样认识，来往多了，慢慢走到一起，结婚，生了个儿子。

儿子叫费翔，生下来就是深眼窝高鼻梁，走在街上总有人回头。

小时候胖，嘴馋，家里阿姨包的饺子他能吃下一大碗，腮帮子鼓得圆圆。

毕丽娜一边笑一边操心，说你这么吃下去以后怎么上台。

她那时还不知道，这个胖小子若干年后会站上大陆最大的舞台，唱火两首歌。

日子不像开头那样顺。

费伟德受的教育和她不同，生活习惯差着不少，吵过、忍过，最后还是离了婚。

她一个人带孩子，没抱怨过半句。

真正叫她垮下去的是女儿，那个早年前夫留下的孩子，年纪轻轻查出癌症。

她守在病床边削苹果、换药、等检查结果，化疗把人一点点抽空，女儿还是离开。

那几年她话很少，背却一直挺得直直的，好像脊梁一弯，整个人都不一样。

儿子长大去了美国学戏剧，回来在台湾演艺圈闯荡。

起初不太顺，她不说多少鼓励的话，只每回演出都坐在台下，等儿子下了台，母子两个喝碗热汤，聊几句闲话。

1987年，费翔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唱了两首歌，那台节目底下还坐着一位白发老人，是毕丽娜四十多年没见过的母亲。

母女重新联系上是在八十年代初。

多方打听，辗转找到地址，一封信从大陆寄到台北。

信封上的字迹抖得厉害，毕丽娜把信拿在手里，在屋里坐了很久，没有拆。

后来还是拆了，纸上的称呼只有两个字，丽娜。

她看了一遍又一遍，没有放声哭，只把信纸折好，压在枕头底下。

再后来费翔帮她安排回大陆探亲，到老家时，李梦白站在门口，老得让人不敢认。

毕丽娜走上前，没有抱头痛哭，只是伸手替母亲理了理头发，喊了一声妈。

这声妈隔了四十多年，叫出来时嗓子哑得厉害。

母亲在世那几年，她常回去陪。

老太太耳朵不好，她就凑在耳边慢慢说，说哈尔滨的雪，说北平的课堂，说那些年信寄不出去。

老太太听着，半晌点点头，不多问。

隔了几十年的裂痕没有一下子填平，到底在一点点弥合。

晚年她回到上海，选了一处安静房子住下。

邻居知道她是费翔的母亲，偶尔好奇问两句，她只笑，不多谈。

费翔每年都回来陪她住几天，母子俩不搞热闹场面，散散步，吃顿饭，在沙发上坐一下午，电视开着，话不多。

她偶尔拿出那本旧速写本，纸页泛黄，线条淡了，那只马还没画完，笔迹停在半空。

2025年10月，毕丽娜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是因为“费翔的母亲”。

整理遗物时，费翔在床头柜里发现那本速写本，里面夹着一封信，纸已经脆了，折痕很深。

他没有打开，只是把本子轻轻合上，放进箱底。

我认为，她这一辈子飘来飘去，受了太多苦，却没有被打倒。

把孩子拉扯大，看着他在舞台上发光，自己也过得坦然踏实。

这份坚韧和从容，让人打心眼里佩服，她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