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十八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和115师中将师长、120师中将师长贺龙、129师中将师长刘伯承，在纪念全民抗战爆发二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上。


1957年，纪念七七事变二十周年的一次活动上，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出现在同一画面中。那时四人已经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二十年前，他们在另一张名单上的位置却非常具体：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林彪任115师师长，贺龙任120师师长，刘伯承任129师师长。

这四个职务形成于1937年夏天一场艰难的军事改编。
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战局迅速恶化。国共双方围绕红军如何改编持续交涉。

国民党方面一度提出，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指挥机关，三个师直接接受西安行营管理，师级参谋人员也要受到南京方面控制。中共没有接受这套安排。

到了8月，战局越来越紧，双方才就新的方案达成协议，八路军保留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全军约四万六千人。9月，按照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第八路军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

番号压缩得很厉害，原来的组织骨架却没有被拆散。

115师以红一方面军为主编成，120师以红二方面军为主编成，129师以红四方面军为主编成。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还不到一年，便分别装进了三个国民革命军师的番号里。林彪、贺龙、刘伯承坐在三个师长的位置上，叶剑英则进入总部参谋系统。原来的方面军番号撤下了，一批长期形成的指挥员、参谋人员和基层干部却随着部队一起进入新编制。

改编付出的让步也很具体。按照协议，八路军起初不设政治委员，原有政治机关改为政训机构。可部队一出动，新的问题很快出现。

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各师建立军政委员会。
到10月，又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师政训处重新改为政治部。外部番号服从全国抗战的统一序列，内部指挥和政治组织却重新接上了红军时期的制度链条。

这个变化决定了三个师开出陕西以后，不只是三支等待命令的普通步兵师。
115师进入晋东北，1937年9月参加平型关作战。随后部队开始向敌后分兵，聂荣臻率一部留在五台山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由此逐步展开。一个师的番号还在，人员却开始向地方武装、游击力量和根据地组织延伸。

贺龙率120师进入晋西北。
那里既有日军推进，又有原有地方军事力量撤退后留下的大片空隙。120师除作战外，还不断抽调干部组成工作团，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恢复和建立基层组织。

部队后来又向大青山、冀中等方向行动，原来一个师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

刘伯承的129师进入太行山区后，同样没有守着一个固定防区。部队利用铁路、公路和山区之间的地形连续作战，又把干部和武装力量撒向太行、太岳和冀南。1938年后，以太行为依托的敌后根据地逐渐连成片。八路军最初只有三个师的编制，战场上的实际结构却已经开始突破三个师的边界。
叶剑英走的是另一条线。

他没有像三个师长那样长期带着一个师在华北敌后展开。

全面抗战开始前后，叶剑英多次参加同国民党方面的军事谈判；出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又在南京、武汉、长沙、重庆等地承担军事联络和统一战线工作。

三个师不断向敌后铺开时，总部还必须处理军令、情报、友军关系以及与国民政府军事机关之间的交涉。1937年的那套结构里，三个师负责把兵带出去，总部则要使这些部队在全国抗战的复杂军事关系中获得行动空间。

二十年间，四个人的道路也没有停留在原来的职务上。林彪1938年负伤离开115师，此后长期脱离这支部队的直接指挥；贺龙的活动重心逐渐落在晋绥；刘伯承后来统率晋冀鲁豫野战力量；叶剑英则长期承担参谋、统战和军事领导工作。最初那张只有一个总部、三个师的编制表，被战争一次次拆开、延伸、重新组合。

1955年授衔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同时进入十位元帅之列。

此时的元帅军衔，与1937年国民革命军序列中的中将身份已经属于完全不同的军衔制度，也不能拿两个时期的“中将”和“元帅”简单排成一条晋升线。1957年的合影把他们重新放到一起，真正连住四个人的，是1937年那次改编留下的组织关系。

当年的三个师只有约四万六千人，番号来自国民革命军，人员和干部骨架却主要来自红军三大方面军；政治委员一度取消，又在几个月内恢复；三个师开赴华北以后，很快由正规部队向敌后根据地、地方武装和游击力量延伸。

到了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上，第十八集团军总部、115师、120师、129师早已不再是现实中的那套战时编制。照片里还能找到1937年的参谋长和三个师长，那张二十年前的编制表，却只剩几个旧番号能够与他们一一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