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刘伯承元帅视察沈阳军区，当时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上将亲自接待。刘伯承是陈锡联非常尊敬的老首长，在老首长面前，陈锡联非常恭敬。


1964年6月12日，沈阳军区在通化地区举行的大规模练兵现场会结束。
二十多天后，7月4日，刘伯承来到沈阳。司令员陈锡联亲自接待，并向他汇报军区工作。

这时候的陈锡联，早已不是当年跟着刘伯承打仗的年轻团长。
他已经五十岁，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近五年，东北边防、沿海守备、工程设防、军事训练，都在他的职责之内。可刘伯承到了沈阳，他仍要把这些工作一项项摆出来，接受老首长检查。

刘伯承也早已不再直接统率一支野战军。他当时担任中央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年过七旬，视力很差。到了沈阳以后，他没有在军区机关停多久，也没有把这趟行程变成一次旧部重逢。

听完陈锡联汇报，他继续向东北边境走去。

延边、牡丹江、绥芬河、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二十五天里，刘伯承一路查看边防、工事、军工生产和部队训练。

他到了哈尔滨，研究边境地区的力量配置，要求沈阳军区结合实际继续研究有关战略要点；到了齐齐哈尔，看火炮生产时，他关心的不只是威力，还追问装备能不能迅速转移；走到海拉尔，他又进入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地下工事，查看通道、出口和火力位置，研究这些坚固设施当年究竟怎样被苏军攻破。

陈锡联此前几年抓的，恰恰也是这些东西。
1959年10月，陈锡联从军委炮兵司令员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东北战区范围很大，北面和东面有漫长陆地边境，南面连接辽东半岛和沿海岛屿，腹地还有重要工业城市。

军区既要研究陆地设防，又要准备海岸防御、防空和部队机动。
陈锡联到任后组织人员勘察战区，调整设防重点，加强沿海岛屿守备，工程、通信、后勤也随之推进。

到了1964年，训练又被提到更高的位置。

中央军委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后，沈阳军区在全区组织练兵。5月29日至6月12日的通化现场会上，参加人员包括师以上军政领导、机关干部和各兵种表演分队。

步兵打坦克、迫击炮射击、地雷使用、野战炊事等课目被摆到现场，训练要求直接对着实战。

陈锡联手里已经有了一套战备建设和训练成绩，刘伯承到东北以后看的，却是这些成绩落到边境和战场条件下还能不能成立。部队练得快不快是一回事，装备能不能机动又是一回事；坑道修得坚固是一回事，出口暴露以后还能不能继续作战又是一回事。

刘伯承一路追问的，都是这些具体问题。
这种问法，陈锡联并不陌生。

1937年，陈锡联二十二岁，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团长，刘伯承任师长。

部队向山西开进途中，刘伯承向干部讲战略、战术和独立作战。陈锡联后来回忆，那段学习使自己受益很深。进入山西后，第七六九团很快参加阳明堡等作战。

年轻团长面对的，是怎样判断敌情、抓住战机，把一个团带出去。

几年以后，陈锡联升任旅长，承担的兵力扩大，刘伯承交给他的任务也跟着变重。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锡联已经担任军委炮兵司令员，又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主持创建军事学院的仍是刘伯承。过去是师长教团长怎样打仗，这时已经变成高级将领重新系统学习战略、战役和诸军兵种协同。

到1964年7月，两人的位置又变了一次。
陈锡联已经负责一个大战区。刘伯承问他的，不再是哪一个山头怎么攻、一个团怎样展开，而是东北方向如何设防，边境力量如何配置，装备怎样适应机动作战，平时训练能不能同战时任务接起来。

陈锡联面对刘伯承时表现出的敬重，也落在这一层关系上：年轻时接受他的指挥，成为高级将领后接受他的军事教育，如今坐镇东北，仍要向他交出一个战区的答卷。

1964年的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东北边防压力不断上升，但珍宝岛武装冲突还要到五年以后才发生。此后边境形势继续变化，中央军委和沈阳军区又进行了新的部署。

1969年的作战准备和战斗结果，并不能算到1964年这次视察名下。刘伯承这次东北之行留下的，是一批继续交给军区研究和落实的问题。
陈锡联也没有因为老首长来过一趟便改变身份，他仍得回到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继续管工程、训练、边防和部队建设。

二十五天考察结束时，刘伯承的眼病已经严重恶化，青光眼急性发作，随后回京治疗。陈锡联则继续留在东北，一直到1973年12月才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1964年7月4日那张照片留下来的，只是一瞬间：一个七十二岁的老元帅，一个已经独当一面的上将。二十七年前，刘伯承给年轻团长讲怎样带一个团出去打仗；二十七年后，陈锡联站在他面前，汇报的是整个东北战区怎样准备打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