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以严厉批评为主，且随时间推移愈发负面，核心在于认为张学良能力不足、难当大任，并在关键历史节点上做出了错误选择。

📜 早期告诫：“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

早在1930年张学良声望达到顶峰时，胡适便写信泼冷水，直言他“机会太好，责任太大，不可不存敬慎之心”，并告诫“凡执事不敬，未有不败亡的”。1932年汪精卫与张学良交恶时，胡适也公开撰文，认为华北抗日重任“决非张的能力可以轻易担当得起的”。

💥 热河失守后的痛斥：“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

1933年热河迅速沦陷，成为胡适对张学良评价的转折点。他撰写《全国震惊以后》，直斥张学良“他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并列举其五大罪过，包括恋栈贻误、庇护汤玉麟祸害人民、不作准备、不亲赴前线督师、性情多疑不能用人等。

胡适在日记中愤慨地写下：“国家大事在这种人手里，那得不亡国？”他联合丁文江致信张学良，劝其辞职以谢国人，警告若再恋栈，“百年事业，两世英名，恐将尽付流水”。

🚫 西安事变时的定性：“叛国祸国”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胡适的批评达到顶点。他致电指责张学良“名为抗日，实则自坏长城……为国家民族之罪人”，并撰文《张学良的叛国》，称其行为“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将西安事变定性为“叛国祸国”。他的文章甚至被国民党大量印制，由飞机向西安空投。

🧠 长期定论：“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

即便到了1950年代，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依然没有改善。他仍在感叹张学良的“理解力从没有成熟过”。

总体而言，胡适对张学良的评价始终围绕能力不足与责任感缺失展开，从早期的告诫、热河失守后的痛斥，到西安事变时的“叛国”定性，态度一以贯之地严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