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胡适猝死在台北。没过多久，他的妻子江冬秀收到了一个从海外寄来的包裹。寄件人的名字让她浑身一激灵——韦莲司，那个跟她丈夫纠缠了整整48年的美国女人。江冬秀当场怒火中烧，心想这女人到底想干什么？可当她颤抖着打开包裹，看到里面的东西后，这个一辈子泼辣硬气的女人，瞬间泪流满面。更让人没想到的是，她之后做了一个决定——主动请韦莲司写一份自传，放进胡适的纪念资料里。

包裹里装的是胡适五十年来写给韦莲司的所有信件。每封信都被仔细拍成了照片，还附上了打好的字稿，连信封都没有遗漏。江冬秀一封封地翻看，手一直在抖。
这些信从1914年写到1960年。最初的几封字迹工整，用的是白话文，偶尔夹几个英文词。胡适在信里谈哲学，谈文学改革，谈中国的未来。也写他在康奈尔校园和韦莲司散步的情景，写湖边结了薄冰，写韦莲司戴的那顶棕色宽边帽。江冬秀不认识几个英文，但她看得懂那些句子里的温度。
越往后翻，信纸渐渐发黄，笔迹也越来越潦草。有抗战时从重庆寄出的航空信，纸很薄，字写得很密；有1949年后从纽约寄的明信片，只寥寥几句话。江冬秀发现，几乎所有信的开头都是“亲爱的韦莲司小姐”，结尾都是“你永远的朋友胡适”。没有一封逾越这个界限。
她突然想起1953年去韦莲司家做客的情形。那个美国老太太住在纽约市郊一栋旧房子里，家具简单得近乎寒酸。韦莲司亲自下厨做煎蛋和吐司，动作很慢，手有些颤。吃饭时她们语言不通，只能靠胡适翻译。但韦莲司看胡适的眼神，江冬秀是懂的——那里面有光，也有克制。
现在她才明白，那些克制从1917年就开始了。就在胡适回国结婚前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写道：“我这辈子恐怕再也遇不到像你这样的知己了。”而韦莲司的回信，江冬秀也在包裹里找到了复印件：“请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我永远是你精神上的伴侣。”
江冬秀抹了抹眼泪，把信件重新整理好。她叫来儿子胡祖望，让他帮忙联系韦莲司。
“你告诉她，”江冬秀一字一顿地说，“这些信我都看过了。我想请她写写自己的故事，写写她和适之是怎么认识的，写写他们这些年在想什么。要写真实的，写好了就寄过来。”
胡祖望很惊讶：“妈，你这是……”
“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好争的。”江冬秀摆摆手，“那个女人的一辈子，也不容易。”
信寄出去后，江冬秀等了快一年。1963年秋天，韦莲司的回信到了。不是自传，而是一封长信。
韦莲司在信里说，她试过写自传，但每次一提笔就写不下去。太多的回忆涌上来，她不知该从何说起。最后她决定不写正式的传记了，只在这封信里说几件事。
第一件是她为什么终身未嫁。韦莲司写道：“不是因为胡适，虽然我曾经以为是因为他。后来我才明白，我选择的生活方式本身就不适合婚姻。我想画画，想旅行，想一个人静静地思考。这不是牺牲，是选择。”
第二件是关于那笔出版基金。韦莲司说，她把父母留给她的房子租出去，租金除了基本生活费外，全部存起来。1960年胡适最后一次去纽约看她时，她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胡适。胡适当时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你这样不值得。”韦莲司回答：“值得不值得，是我自己判断的事。”
第三件是关于那些信。韦莲司说，她这辈子搬过很多次家，从纽约到巴贝多，丢过不少东西，但这些信一直带在身边。晚年眼睛不好了，她就请邻居帮忙，一封封拍照、打字。“我不是想证明什么，只是觉得这些文字应该被保存下来。它们不只是私人信件，也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半个世纪的思想轨迹。”
信的结尾，韦莲司写道：“江女士，谢谢你邀请我写自传。虽然我没能完成，但我感谢你的善意。你和他共同生活了四十五年，你才是他最亲的人。这些信，就交给你处理吧。”
江冬秀让儿子把这封信翻译成中文，反复看了好几遍。然后她做出第二个决定：把韦莲司的这封信，连同胡适的部分信件复印件，一起交给胡适纪念馆。她对工作人员说：“该让后人知道的全貌，就让他们知道吧。”
那之后，江冬秀开始定期给韦莲司寄绿茶。她记得韦莲司爱喝中国茶。两个女人通过别人翻译，保持着断断续续的通信。韦莲司寄来过她在巴贝多岛画的素描——蓝色的大海，白色的沙滩，一棵孤零零的椰子树。江冬秀则寄过自己和胡适墓地的照片，墓碑旁种着柏树。
1971年，韦莲司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江冬秀正在吃午饭。她放下筷子，沉默了很久，然后对保姆说：“泡两杯茶吧。”
两杯绿茶在桌上冒着热气。江冬秀端起自己那杯，朝对面的空座位举了举，慢慢喝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