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外把历史资料仔细扒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大吃一惊：毛泽东当年居然同时干成了五份顶级工作，真是让人不敢去相信】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不到一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论文集，来自全球各地的十一位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从哲学、军事、经济、政治、教育等多个维度，对毛泽东展开了一场集体“解剖”。

这本书的名字叫《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编纂者、美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导论中坦承：毛泽东的影响力之大，让任何单一维度的评价都显得苍白。于是，他们决定用一种最笨也最扎实的办法——把毛泽东同时扮演的每一个角色拆开来，逐个放到历史的天平上去称。

称完之后，这些挑剔的西方学者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毛泽东同时干着五份顶级工作，每一份都够普通人干一辈子。

01 枭扬枪戟的战术谋士

1927年秋收起义失利后，毛泽东带着不到一千人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在迷信城市暴动，毛泽东却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这条路走得有多艰难，后来的人很难体会。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被排挤出军事指挥核心长达两年多。红军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长征，湘江一战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余人。

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接下来的四渡赤水，堪称他军事生涯中最精彩的一笔。1935年初，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河两岸来回穿插，把蒋介石调集的几十万大军耍得团团转。

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感叹：“要重新画出毛泽东反复穿越贵州的复杂路线是不容易的。当年蒋介石的指挥官弄不清楚，今天读者们要弄清也同样困难。”

索尔兹伯里不是唯一被震撼的西方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亲历者的采访基础上写成的这部著作，让西方世界第一次系统性地认识到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的天赋。

更让西方学者服气的是，毛泽东不仅会打仗，还会写军事理论。1938年5月，抗战全面爆发不到一年，国内“亡国论”和“速胜论”甚嚣尘上。毛泽东在延安凤凰山的窑洞里，废寝忘食地写下了五万字的《论持久战》。

该文精准地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脉络：我国虽不至于覆灭，却也难以期待战争迅速结束。抗日战争必经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至关重要的阶段。事实上，战局的发展轨迹与他的预测几乎如出一辙。

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共产党的阵营。白崇禧读完《论持久战》后极为叹服，向蒋介石推荐，并将其中思想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国民党军委会通令全国，把《论持久战》作为全国抗战的指导思想。

一个共产党的领袖，写出的军事著作被国民党通令全国学习，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恐怕也是独一份。

第二章 洞穴经济的掌舵者

如果说军事指挥还能靠天赋和经验来解释，那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则让很多西方学者感到困惑。一个师范毕业的湖南人，没有受过任何系统的经济学训练，却在延安最困难的时期，用一套出人意料的经济策略稳住了局面。

1941年前后，陕甘宁边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日军的扫荡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让边区几乎陷入了绝境。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毛泽东的反应不是等待外援，而是发出了一个后来传遍全国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1939年2月，困难刚刚露头，他就已经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句话。

南泥湾，它正是将这一使命转化为现实中的典范。1941年春，八路军三五九旅接到命令，进驻南泥湾，由此揭开了军垦屯田的历史新篇章。这支在战场上以勇猛和善战著称的部队，放下枪杆，拿起锄头，踏上了全新的战斗征程。

事实数据不容置疑。1941年，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垦了1.12万亩荒地，收获粮食1200石。到了1942年，生产自给率已攀升至61.55%。而到了1943年，自给率达到了惊人的100%。到了1944年底，三五九旅共计开垦了26.1万亩土地，粮食产量达到了3.7万石，养猪数量增至5624头。不仅实现了粮食和经费的自给自足，还向边区政府上缴了1万石公粮，创造了“耕一余一”的辉煌成果。

“耕一余一”的内涵，意指在完成一季的耕作之后，不仅足以保障自身的温饱需求，更可储备充裕的粮食，以备来年之用。

从1942年到1944年三年间，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毛泽东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要“感谢”那些封锁我们的人们，因为封锁这件事，除了它的消极的坏处之外，还产生了一个积极的方面——促使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而其结果居然达到了克服困难的目的。

这不是简单的“艰苦奋斗”四个字能概括的。背后涉及劳动力调配、生产组织、分配制度、激励机制的全面设计。三五九旅创造出的劳动竞赛模式，战士郝树才以一天开荒四亩二分三的成绩，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气死牛”，这本身就是一套精心设计的生产激励体系。

美国学者肯尼思·沃克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中专门讨论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的思想和实践，认为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展现出的经济组织能力，远超同时代许多受过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

第三章 风雨涤荡中的思想领航者

枪杆子和钱袋子之外，毛泽东还在做一件看起来更“虚”、实际上影响更深远的事——改造全党全国的思想方式。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尖锐批判了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这篇报告后来被视为整风运动的思想动员。

1942年2月，毛泽东又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

整风运动的兴起背景具有极强的针对性。至1938年年底，我党党员的人数从抗战爆发初期的四万余人迅猛增长至五十余万人。这一新党员群体的加入，携带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同时，面对新的形势，老党员们也必须不断自我提升。尤为关键的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党的路线已经回归正轨，但那些曾深刻危害党的事业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在思想领域尚未得到彻底的清算。

整风运动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毛泽东给出的方案是“实事求是”四个字，要求全党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的“软件升级”。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政党，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如何建设成为一支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的政治力量？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通过思想教育来实现组织整合。这种做法在世界政党建设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美国学者施拉姆是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专家之一。他从毛泽东思想中提炼出“党”“群众”“军队”三个核心要素，认为这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构成了毛泽东独特的政治思想体系。施拉姆的同行麦克法夸尔评价说，施拉姆对毛泽东的研究“治学严谨，一丝不苟”，他的著作是“西方毛泽东研究难以跨越的里程碑”。

施拉姆曾多次来华访问，1986年和1988年两次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专门向毛泽东研究专家逄先知请教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历史观。逄先知后来评价施拉姆“为研究毛泽东和编辑毛泽东著作，克服重重困难，不辞辛劳，孜孜以求，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整风运动从1942年春天开始，持续了大约三年。它既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组织整合运动。经过整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实现了空前的统一，为后来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

把这三个篇章连起来看，毛泽东同时做的事情包括：指挥千军万马、组织边区经济生产、改造全党的思想方法。而这还远不是全部。

他还是一个持续产出高质量理论著作的写作者，一个在极端困难中重塑一个政党精神气质的领袖。迪克·威尔逊主编的那本论文集，目录上列出的角色包括“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作为战士的毛泽东”“作为导师的毛泽东”“经济学家毛泽东”“政治家毛泽东”。十一位学者的十篇论文，十个维度，却没有一个维度能单独概括他的全部。

一个外国学者把资料翻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才意识到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事实：毛泽东不是一个在某个领域特别出色的人，他是一个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同时做到顶级的人。那些单独来看已经足以载入史册的成就——四渡赤水、论持久战、南泥湾大生产、延安整风——在他手里几乎是同步推进的。

他不仅仅是一位平凡的棋手，更是一位卓越的棋坛高手，能够在同一时段内同时下五盘棋，且每局均能取得胜利。唯有深刻领悟这一非凡特质，方能在内心深处把握二十世纪中国的精髓。文/古砚载春秋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