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75 岁的张学铭在北京安然离世。作为张作霖的次子，他从小不被父亲喜爱，人生际遇与兄长张学良形成巨大反差。张学良半生幽禁，漂泊辗转，而张学铭历经乱世浮沉，最终安稳善终。
张学铭走进天津市公安局的办公室时，外面正下着细雨。桌上放着一份刚截获的密电，译出的文字很简短：三日后，日租界。他划了根火柴，把纸条烧了。
几天后的深夜，海河码头附近响起零星的枪声。张学铭站在指挥部窗前，电话铃响。那头报告，便衣队三十多人刚摸进闸口，就被预设的卡点截住，领头几个想往日领事馆方向跑，让埋伏的兄弟按住了。他放下电话，对秘书说：“照名单抓人，一个也别让他们躲进租界。”
日本人很快找上门。领事馆的武官坐在他对面，语气平静地透着威胁：“张市长，这样下去，对你个人前途没有好处。”张学铭没接话，只把一份准备好的文件推过去，上面列着上次暴乱中收缴的武器编号，其中几支与日方制式一致。武官脸色变了变，起身离开。不到一个月，张学铭接到了调职令。
他收拾行李时，哥哥张学良从沈阳打来电话，语气疲惫：“来我这儿吧，天津你待不下去了。”张学铭握着话筒，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最后说：“我再想想。”他没去沈阳，也没接受日方后来的私下条件，而是带着家眷登上了一艘去欧洲的邮轮。
1949年春天，天津解放。旧同事辗转找到他在香港的住处，捎来口信：“北边需要懂市政的人，你如果愿意回来，位置给你留着。”妻子有些犹豫，那边局势还不完全明朗。张学铭在阳台上站了一夜，天亮时，他对妻子说：“收拾东西吧。天津那条排水系统，当年是我督工的，图纸只有我最熟。”
回到天津后，他被安排去管理人民公园。第一天，他绕着荒废的动物园走了一圈，湖里的水都发绿了。他找来几个老花匠，自己挽起袖子清理杂草。有年轻人认出他，私下议论：“这不是以前的市长吗？”他听见了，也没回头，继续把一捆枯枝拖到路边。
市政工程局副局长的任命下来时，他已经习惯了每天骑车上班。有天下班路上，车链子掉了，他蹲在路边修理，手上沾满黑油。一个曾经在公安局当过差的老部下路过，愣了半天才敢认，赶紧过来帮忙。张学铭笑了笑：“没事，自己来就行。”老部下后来对人说：“二爷手上那油污，和咱们当年蹲点啃干粮时一个样。”
晚年他住在北京一条安静的胡同里。有一天，孙子翻旧相册，指着一张穿军装的照片问：“爷爷，这是你吗？”他看了一眼，那是日本陆军步兵学校的毕业照。孙子又问：“那你和大爷爷，谁更厉害？”他摸了摸孙子的头，只说：“他做的事，我做不了；我走的路，他也不一定能走。”孙子似懂非懂，跑去玩了。
去世前那年，他还能自己走到胡同口晒太阳。邻居们只知道他是个挺和气的老头，以前好像当过官。偶尔有研究历史的人来访，问起旧事，他也只是简单几句带过，不太提“大帅府”，更多是说天津的海河码头、公园里哪棵树该修枝了。最后那天午后，他像往常一样眯了一会儿，再没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