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醉心于杭州美景的宋美龄，大手大脚带着母亲消费一万三千元，可等她拿着单据找到当地负责人报销的时候，却吃了“闭门羹”，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还当面质问蒋介石这笔钱该谁负责，可谓是一下子把这夫妻俩给得罪了个底朝天……

宋美龄坐在回程的汽车里，手指攥着那张被退回的单据，边缘都皱了。母亲看她脸色不好，小声说：“算了，我们自己又不是出不起。”宋美龄没吭声，眼睛望着窗外。她不是出不起这笔钱，是丢不起这个人。

回到南京官邸，她把单据随手扔在茶几上。蒋介石晚上回来，看见那沓纸，脚步停了一下。“事情我知道了。”他坐下，解着领口，“张难先这个人，一贯如此。”

“一贯如此？”宋美龄转过脸，“他这是故意给你难堪。”

蒋介石没接话，拿起报纸。过了半晌，才说：“浙江那边，水很深。”

宋美龄听出他话里的意思。张难先敢这么做，要么是蠢，要么是有所倚仗。她更相信是后者。

几天后，蒋介石的侍从室来了人，递上一份材料。是关于张难先的。宋美龄接过来仔细翻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材料很干净，干净得不像话。财产、房产、亲属关系，清汤寡水。连他女儿出嫁的嫁妆，都只有两床棉被和几件旧衣裳。

“查清楚了？”她问。

“查了三遍，主席。”侍从低着头，“他老家的人也问了，都说张主席……张难先为人古板，从不收礼。”

宋美龄合上材料，心里那股火没下去，反而更憋得慌。她想起在杭州时，当地几个商人私下抱怨，说想在张主席那里行个方便，比登天还难。当时她还觉得是那些人不会办事。

“备车。”她站起来，“我再去一趟杭州。”

这次她没声张，只带了两个随从。车子停在张难先住的巷子口，她下车走进去。巷子很旧，石板路坑坑洼洼。走到一扇黑漆木门前，她示意随从敲门。

开门的正是张难先本人。他穿着灰布长衫，袖口磨得发白。看见宋美龄，他愣了一下，随即侧身让开：“夫人请进。”

院子很小，墙角堆着几盆半死不活的菊花。堂屋里只有一张方桌，四条长凳，墙上挂着一幅字，写的是“养浩然之气”。墨迹已经很旧了。

“张主席就住这里？”宋美龄问。

“够住了。”张难先给她倒了杯白开水，“夫人这次来，是公务还是私事？”

宋美龄没接那杯水。她看着张难先的眼睛：“我就是想问问，那一万三千块钱，你为什么不肯批？”

张难先放下茶杯，坐直了。“政府的钱，是百姓的血汗。”他说得很慢，“夫人带母亲游山玩水，是家事。家事，不能用公家的钱。”

“以前别的地方都批了。”

“那是他们不对。”张难先语气平静，“我不能跟着不对。”

“你就不怕得罪人？”

张难先笑了，笑容很淡，眼角皱纹堆起来。“我今年五十七了。”他说，“该得罪的，早就得罪完了。”

宋美龄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准备好的那些话，在这间空荡荡的堂屋里，都显得轻飘飘的。她注意到张难先的手，手指关节粗大，手背上还有几处冻疮留下的疤。

“你的手……”

“年轻时干农活落的毛病。”张难先把手缩回袖子里，“夫人要是没别的事，我还有个会要开。”

这是送客了。

宋美龄走出巷子，坐回车上。随从小声问：“夫人，回官邸吗？”

“等等。”她说。车子没动，她就那么坐着，看着巷子口。过了大概一刻钟，张难先出来了，还是那身灰布长衫，腋下夹着个旧皮包，一步一步朝省政府方向走去。背影挺直，但走得有些慢。

“走吧。”宋美龄说。

车子启动。她靠在座位上，闭着眼睛。那一万三千块钱的事，她没再提过。只是后来有一次，蒋介石说起要整顿浙江的财政，她淡淡接了句：“张难先在的时候，浙江的账倒是清楚。”

蒋介石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那年年底，张难先的辞呈批下来了。理由写的是“年老体衰，不堪重任”。批文送到蒋介石桌上，他拿起笔，犹豫了一下，还是签了字。

张难先离开杭州那天，是个阴天。码头没什么人，只有几个老部下来送行。行李很简单，几箱书，几件旧衣裳。船开动的时候，他站在船头，回头望了望西湖的方向。湖面上雾蒙蒙的，什么都看不清。

他想起很多年前第一次来杭州，还是个穷书生，在西湖边走了整整一天，脚都磨破了。那时他想，要是以后能在这里做点事，该多好。

船渐渐远了，杭州城变成一道灰色的线。他转身走进船舱，打开一本书。书页泛黄，是《范文正公集》。他翻到某一页，上面写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看了很久，他合上书，轻轻叹了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