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离世时，5个孩子方松、方柏、方竹、方梅、方兰都还年幼，其中最大的才10多岁，最小的尚在襁褓，后来最为大众熟知的女儿方梅也才3岁。

1949年8月，缪敏终于在江西找到女儿方梅。
方梅出生不久就被寄养在乡间，后来又改过姓名，一直跟着养父母在农村生活。母女重新生活到一起时，距离方志敏1935年8月6日在南昌去世，已经过去整整十四年。

十四年间，方志敏的五个孩子没有作为一个完整家庭共同生活。
长子方松早年随祖母留在弋阳；方梅由当地农户抚养；方柏、方竹后来随缪敏去了延安，进入保育院，分别改名方英、方明；方兰幼年与家人失散，新中国成立后才从河北磁县被找到。

1935年5月，身陷南昌监狱的方志敏在狱中文稿中写道：“我共有五个孩子，都很小。”这句话写下时，距离他去世只剩三个多月。

五个孩子确实都小。方松生于1923年，父亲去世时只有十一二岁；方梅生于1932年11月，到1935年8月尚不满3周岁。方兰2016年接受采访时已经83岁，按年龄倒推，1935年也只有两岁上下，仍是离不开成年人照看的幼儿。

连最大的方松也保护不了几个弟妹。
他后来一度被国民党方面抓去充当壮丁，乡亲设法才将他救出。1935年的方松虽然排行最长，本身仍处在需要成年人保护的年纪。

方梅的遭遇更早。1932年冬，她出生时赣东北正处在军事“围剿”之中。
出生后不久，父母便把她送到当地群众家中寄养。方梅晚年回忆，自己幼年只见过父亲两次，而且都是父母转移途中短暂相见。

1935年方志敏被捕以后，缪敏也曾被捕，方梅继续留在养父母身边。
方志敏在狱中接受审讯时，国民党方面曾提出让他写信寻找缪敏。他回答自己并不知道妻子在哪里。到了1935年夏天，父亲身陷监狱，母亲无法安定生活，几个孩子又分散在不同抚养者身边，夫妻和子女之间连最普通的日常联系都难以维持。

方柏、方竹后来走上另一条生活路线。
1938年，陕甘宁边区第一保育院开始接收儿童，主要对象包括战区难童、烈士遗孤、出征军人和革命干部子女。成立初期，保育院设有婴儿部和幼稚部，收容幼儿57名，工作人员19名。十多年间，延安各类保育机构先后养育了5000多名孩子，方志敏的子女也在其中。

方柏、方竹在延安生活、读书，以方英、方明的名字继续成长。
成年以后，方英在洪都机械厂工作近三十年，1988年病逝；方明长期在江西拖拉机厂工作，后来担任过南昌市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

从1935年到1949年，五个孩子的抚养已经分散给祖母、乡邻、养父母和保育机构。方松留在弋阳，方梅长在江西农村，方柏、方竹远赴延安，方兰则长期失散。五个名字属于同一个父亲，童年却没有落在同一个屋檐下。

方梅回到母亲身边以后，生活重新改变。
此前她长期干农活，没有接受过系统学校教育。进入烈士子弟学校后，她一开始仍惦记乡下的生活，后来才逐渐安下心读书。

1953年10月19日，缪敏把《可爱的中国》交给女儿，又在扉页上写下勉励她学习的话。
从那以后，方梅陆续读到《清贫》《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等父亲留下的文字。

1958年，方梅调到新成立的瑞金大学负责图书室工作。购书、分类、上架、借阅都要经手，她也开始大量读书、记日记。童年时与父亲短暂的两次相见，后来被狱中文稿、母亲讲述以及她对旧部、亲属的访问一点点补充起来。

方松没有等到这个家庭慢慢重新聚合。1950年春节前后，他因病去世，年仅27岁。
方兰则在另一条线上回来了。家人后来从河北磁县找到他，他重新回到南昌母亲身边，随后进入南昌市委党校学习，之后长期在南昌工作。几十年后，他又参加有关方志敏题材作品的资料搜集和创作。

2016年，央广记者采访方兰时，他已经83岁，仍在翻看父亲留下的照片。2018年11月，方兰在南昌去世。
方梅1986年退休以后，用大量时间访问知情者、整理父亲生平。她前后花费约二十年，完成四十余万字的《方志敏全传》，2006年又写成《方志敏和他的亲人们》。那个1935年还不到3岁的女儿，后来长期坐在书桌前，把自己童年无法经历的家庭往事一页页写下来。

方兰保存的是另一批东西。他长期收集照片、书刊以及采访历史亲历者所得的材料。2020年7月，方兰去世近两年后，妻子花真先按照他的遗愿，将216种文稿材料、204张照片和39种43册图籍交给江西省图书馆，其中还有缪敏保存下来的资料。

1935年，方志敏在狱中只能写下“五个孩子，都很小”。此后，五个孩子分别出现在祖母家、乡村农户、延安保育院和寻亲记录里。

到了方梅晚年，许多经历进入书稿；方兰去世后，他保存的照片和文稿又进入公共馆藏。

分散几十年的五个名字，到书页和档案目录里，才重新排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