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1879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夫人身患重病,前后延请更换一等一顶尖的传统中医多达17人,可始终不见效果。李鸿章焦头烂额,迫于救妻心切,只好铤而走险尝试当时不被信任的西洋医师。
马根济的手术器械在沸水里滚过,摆在铺着白布的桌面上,闪着冷光。李鸿章站在厢房外,听着里面偶尔传来的、压抑的痛哼——麻药并未完全消除所有知觉。他背在身后的手,攥紧了又松开,掌心全是冷汗。这位在谈判桌上面对列强寸土必争的北洋大臣,此刻像个无助的寻常丈夫。
“脓在此。”三日后,马根济将一个瓷盘呈到李鸿章面前。盘中是一些污秽的脓血组织,散发着异味。这实物,比任何“湿邪”“火毒”的玄虚理论都更具冲击力。李鸿章凝视着它,仿佛也凝视着某种长久以来笼罩着这片土地的、无形的窒碍。
夫人日渐好转,能进粥水了。李鸿章心底那块巨石落下,另一块却更沉地压了上来。他召来幕僚,调阅近十年北洋各营的伤亡册簿。那些因疮疡、外伤而亡故的士卒姓名,密密麻麻,触目惊心。多数记录的死因,只是含糊的“金创不治”或“痈疽攻心”。
“若当时有此医术,这些人,能活多少?”他问幕僚。幕僚垂首,不敢答。
数日后,当马根济再次被请进书房时,他发现总督大人案头除了酬谢的银票,还摊开着一幅直隶的防务地图,以及一份新建水师学堂的章程草案。
“马医生,”李鸿章开门见山,“你救了我内人一命。如今,我想请你救更多人的命。”他的手指点在地图上的几处军营位置,“我要你为我练兵医,教手术,治战场创伤。不要虚理,只要实技。”
马根济怔住了。他本以为此行只是收获一笔丰厚诊金,或许再加几句感谢。他谨慎地问:“大人,这……恐怕会引起贵国医界士林的非议。”
李鸿章嘴角掠过一丝近乎冷峭的弧度。“非议?”他拿起那叠厚厚的中医脉案方子,轻轻拍了拍,“十七人,十七套说辞,无一人能指出病根在此脓疡。彼等既救不了我枕边人,又怎能救战场上为我拼杀的将士?”他盯着马根济,“你只管做。一切阻挠,我来挡。”
北洋医学馆的筹办札谕一经发出,果然如巨石投潭。弹劾的奏章雪片般飞向京师,指责李鸿章“以夷变夏”,“弃数千年仁术而用蛮夷肢解之术”。朝会上,几位清流老臣痛心疾首,质问李中堂:“祖宗之法,仁义之道,岂不如夷人刀斧乎?”
这一次,李鸿章没有愤怒驳斥。他只是缓缓从袖中取出一个小瓷瓶,拔开塞子,置于御案之上。一股淡淡的、腐败的气味弥散开来。
“此即内人腹中所取之脓液。”他的声音平静而清晰,压过了殿中的骚动,“诸位大人所言仁义之术,未能除此脓。夷人刀斧,除之。”他环视四周,“练兵制器,为的是保国保种。士卒受伤,若因医术不济而枉死,与阵前折刃何异?今日我李鸿章为此‘西医’张目,非好新奇,实为活人。”
殿内鸦雀无声。那个小小的瓷瓶,和其中不言自明的实物,让一切道德文章都显得苍白。
光绪七年冬,天津紫竹林,北洋医学馆正式开馆。没有庆典,没有锣鼓。二十名精挑的学员,剃了额头,却穿着西式短衫,在寒风中列队。第一课,便是面对一具从义塚购来的人体骨骼。马根济指着肋廓、脊柱,讲解着要害与血管。
李鸿章乘轿悄然路过。他掀开轿帘一角,望见院内场景:那些年轻的、曾经只识弓马的面孔,此刻正凝神听着关于骨骼与肌肉的名称,眼神里有困惑,也有前所未有的专注。马根济的声音隐约传来,讲解着何处受伤会失血最快,何处可以施救。
轿子缓缓前行,帘外掠过“济世堂”“杏林春”等老字号药铺的匾额,在冬日灰白的天空下,显得沉默而遥远。李鸿章放下了轿帘,靠在轿厢内壁,闭上眼。
他知道,从自己点头让马根济进病房的那一刻起,某些东西就再也回不去了。救一人,或许只是私情;但以此为由头,撬开一道缝隙,让一种基于实证、关乎存亡的“实学”渗进来,却是他作为北洋大臣,在无力回天的时局里,能做的最固执、也最具体的抵抗。这抵抗无关医术高下之争,关乎的是,他麾下的士卒,下一次受伤时,能否真的多一线活下去的机会。
李鸿章:今始知中国医术如政术,全是虚伪骗人。1879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夫人身患重病,前后延请更换一等一顶尖的传统中医多达17人,可始终不见效果。李鸿章焦头烂额,迫于救妻心切,只好铤而走险尝试当时不被信任的西洋医师。 马根济的手术器械在沸水里滚过,摆在铺着白布的桌面上,闪着冷光。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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