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67军军长李湘牺牲后，上级打算让副军长李水清接任，李水清却拒绝了：“不去，好不容易有学习的机会，现在学习更重要！”
李水清回到宿舍，从帆布书包里拿出笔记本，在第一页写下两个字：火力。写完这两个字，他把本子推到一边，起身去倒水。缸子里的水早就凉了，他没喝，只是对着窗户站了一会儿。窗外正传来部队出操的口令声，一声接一声，干脆，响亮。
傍晚，组织处的同志又来了，带了最新的调令征求意见稿。李水清接过来看了，名字那儿空着。他把调令递回去：“不是客气。现在这个局面，一个指挥员不懂现代火力，光靠勇敢填上去，下面人要吃亏。”同志还想劝，他摆摆手，“请组织考虑邱蔚同志。他熟悉部队，我先去学。”
几天后，任命邱蔚为代理军长的命令正式下达。李水清开始收拾去南京军事学院的行李。他把几件军装叠好，最后拿起那个笔记本，翻开第一页的“火力”两个字，在旁边又加了一行小字：“如何破？工事、通讯、预备队。”
南京军事学院的课程排得很紧。上午是理论，下午是沙盘推演，晚上还要做想定作业。同班的学员大多是各部队的军事主官，下课常常聚在一起交流战例。李水清很少加入讨论，他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后排，在本子上记东西，有时候是教员讲的一句话，有时候是他自己想到的一个点子。
战役学讲到“反斜面战术”时，教员在黑板上画示意图。李水清举手站了起来：“教员，如果敌军炮火能覆盖反斜面一部分区域，我们怎么保证兵力机动通道不被切断？”教员看了看他，示意他坐下，然后转身在黑板上又加了几条线。“这就需要交通壕不仅连接正面和反斜面，还要有多条迂回路线，形成网状。”
那天晚上，李水清没有回宿舍。他留在空教室里，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幅巨大的网状工事图。从哪里开掘主坑道，哪里设置隐蔽部，火力点怎么前出，通讯节点怎么布置，他一边画，一边在本子上计算土方量和需要的作业时间。直到深夜，管理员来锁门，他才收起本子离开。
学期中段的对抗演习，李水清被指定为红军指挥官。蓝军拥有三倍于红军的模拟炮兵火力。演习开始，蓝军按常规进行火力准备，意图摧毁红军前沿阵地。李水清没有把主力摆在前沿。他提前将部队隐蔽在预设的反斜面网状工事内，只留少数观察哨。
蓝军炮火延伸后，步兵开始冲锋，却发现红军前沿阵地抵抗微弱。正当蓝军犹豫是否占领表面阵地时，红军多支小分队从侧翼多个隐蔽出口突然出击，不是攻击蓝军步兵，而是直扑蓝军模拟的“炮兵观测所”和“通讯枢纽”。演习裁判判定蓝军指挥系统一度瘫痪。
红军主力趁机从网状工事中快速机动，重新控制关键地段。演习结束时，担任裁判的教员在讲评中说：“红军今天赢在工事体系和战术主动性上。他们没有被敌人的火力节奏带着走，而是让敌人的火力打在了空处。”
结业前，李水清把整个学期的心得整理成一份报告，题目是《应对优势火力之我见》。报告里没有空泛的原则，全是具体办法：怎样利用地形减少伤亡，怎样布置备用通讯，怎样用小部队袭扰打乱对方节奏。他把报告交给了学院，自己只带走了那本写满的笔记本。
回到部队那天，他没有先去军部报到，而是直接下到了一个正在构筑工事的连队。他跳进坑道，用手摸了摸墙壁的夯实度，又爬出来，问连长：“这交通壕打算挖多深？连接哪里？”连长指了指地图。李水清看了一会儿，蹲下身，用树枝在地上画：“这里，再加一条斜向的，连通到那个石崖后面。万一正面压力大，兵力可以从这里悄悄转移。”
晚上，军部召开作战会议。代理军长邱蔚让李水清给大家讲讲学习成果。李水清走到地图前，没有客套，直接指着几个关键地形说：“我琢磨了几个月，我们过去吃亏，常常是因为工事是死的，人是活的，但动弹的路线被炮火封死了。以后构筑阵地，核心就一条：让每一个战士都知道，挨打的时候往哪里躲，反击的时候从哪里出。”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复杂的网状图。“这是‘猫耳洞’的升级版。我们要把整片防区的地下都连通起来，像一张网。表面阵地可以丢，但网不能破。只要网还在，我们就能随时冒出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会议室里很安静，只有铅笔记录的声音。讲完后，邱蔚第一个站起来，走到李水清画的图前，看了很久，然后说：“就从我们军开始试。你牵头，需要什么，直接提。”
散会后，李水清最后一个离开。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远处传来隐隐的施工声响，那是部队在连夜赶工。他摸出口袋里的笔记本，翻到最后一页，借着灯光，在上面写下：“第一步，先把网织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