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张学良因热河抗战失利引咎辞职，随后携家眷出国考察。在伦敦期间，他与原配夫人于凤至及长女张闾瑛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中，张学良身着西装，气度儒雅；于凤至身穿绿色旗袍，端庄温婉；长女张闾瑛则是一身黑色洋装，气质清冷高贵，被网友赞叹“长得忒好看”。
张学良把行李递给随从，站在伦敦公寓的窗前。窗外是灰蒙蒙的雾，他手里捏着一小盒西药，那是医生新开的戒毒替代剂。于凤至走过来，将一件开司米毛衣轻轻披在他肩上，什么也没说。张闾瑛坐在琴凳上，指尖压着琴键，却没有发出声音。
“下午要去见那位英国议员，”张学良说，声音有些干涩，“凤至，你和闾瑛陪我同去。”
合影就在那天下午拍的。摄影师是议员带来的，说留个纪念。闪光灯亮起的瞬间，张学良挺直了背，于凤至的手自然地搭在他臂弯里，张闾瑛微微侧着脸。照片拍完，议员与张学良走进书房。门关上后，议员递过来一份剪报，是日本关东军增兵热河的新闻。“张将军，”议员说，“有些人认为您此刻离开中国，是逃避。”
张学良看着剪报，沉默了几分钟。他从内袋取出那张合影的底片，放在剪报旁边。“不是逃避，”他终于开口，“是看清楚自己还能做什么。”
戒毒的过程比预想的更难。西药替代只能缓解生理依赖，深夜失眠时，旧日的烟瘾仍会卷土重来。有一次，张学良将药瓶摔在地上，玻璃碎片溅了一地。于凤至默默收拾干净，然后坐下来，握着他发抖的手，一直握到天亮。张闾瑛第二天练琴时，特意选了肖邦的《雨滴》，平缓持续的琴声从客厅流淌到父亲的卧室门口。
考察行程过半时，张学良联系上一位德国军事顾问。会面安排在柏林的一家咖啡馆，对方直言不讳：“您的部队缺乏系统训练，指挥体系也陈旧。但您的名字，在东北仍有号召力。”顾问推过来一张纸，上面列着几个数字，是现代化训练的初步预算。
张学良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回伦敦的火车上，他对于凤至说：“需要一笔钱，很大一笔。”于凤至想了想：“我在美国读书时，父亲给过一些股票，这些年有些收益。可以动用。”
但钱仍然不够。张闾瑛在一次小型沙龙演奏后，一位英国贵族夫人称赞她的天赋，并问起她的家庭。张闾瑛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的父亲是一位将军，他现在正在学习如何更好地服务国家。”贵族夫人后来通过关系，为张学良安排了一场与银行家的会谈。
1934年春，张学良决定提前回国。临行前夜，一家三口又去了那家照相馆，拍了一张同样的合影。摄影师冲洗时，张学良站在暗房外，对于凤至说：“这次回去，不一样了。”
他没有直接回东北，而是先去了上海。戒断已基本成功，他联络旧部，重新整理东北军的相关资料，并开始按照德国顾问的建议拟定训练计划。那张伦敦合影被他放在办公桌玻璃板下，旁边压着一份刚收到的电文，内容是日本方面对其回国的反应。
于凤至负责管理从美国调来的资金，确保每一笔都用在军事改革和人员安置上。张闾瑛则继续她的音乐学业，但她在给同学的信中写道：“我现在明白了，钢琴不只是钢琴，它也可以是一种声音。”
1936年之前，张学良已初步重组了部分旧部，并秘密选派了一批青年军官赴德受训。虽然最终的历史走向非一人所能扭转，但那张伦敦合影所定格的低谷与转折，确成了他后半生许多抉择的隐秘起点。照片一直被他保存着，背面有一行细小的字，是于凤至后来添上的：“伦敦有雾，但我们看见了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