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东北军军官枪杀军长王以哲后，持枪闯入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嚯”地站起身怒拍桌子：“你们这样是分裂东北军，是在犯罪！”
1936年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随后遭到扣押。东北军突然失去了长期以来真正能够压住各派的人。过去有争执，最后还有张学良拍板；现在同一批军官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却再也没有一个大家都服从的中心。
少壮派最着急。他们认为，张学良已经失去自由，继续退让只会让南京方面得寸进尺。要想救人，就得把军队握在手里，甚至做好重新开战的准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逐渐成了这一派的重要人物。
老资格将领考虑的却是另一笔账。东北军已经离开东北多年，又经历多次作战，如果真同南京方面全面开火，后勤、兵力和政治处境都十分不利。一旦西北再起大战，张学良未必救得出来，整个东北军反而可能先被打散。
王以哲就是主张克制的重要人物。他不是不想营救张学良，而是不赞成拿整支东北军去赌。到1937年1月底，两派的争执已经到了很难调和的程度。
1月31日晚，一场关键会议就在王以哲位于西安粉巷的住宅举行。红军、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方面的高级人员参加讨论。摆在桌面上的问题非常现实：到底继续打，还是继续谈？
会议最后形成的意见是“宜和不宜战”，继续推动和平谈判。对主张避免内战的人来说，这是给局势降温；可在部分少壮派眼中，这意味着自己最担心的事情正在发生——部队可能后撤，强硬筹码越来越少，张学良也可能更难回来。
两天后，矛盾炸开了。
2月2日清晨，少壮派策划的武装人员闯入王以哲家中，将他杀害。何柱国也在他们计划下手的名单之中，只因提前听到风声，躲进杨虎城住所，才避过一劫。到了这一步，原来的意见分歧已经彻底越线，变成了东北军内部的武力清洗。
更危险的是，少壮派并没有意识到这几枪会引出什么后果。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随后找到周恩来。他们仍希望通过强硬行动逼迫局势转向，认为只要坚持军事对抗，就还有机会救回张学良。
周恩来听完，当场发火。
有关回忆记载，他猛地站起来拍桌质问，直接指出他们的行动不是在帮助张学良，而是在破坏东北军内部团结。他说得很清楚：王以哲一死，主战派和主和派就不再只是争论，而会变成互相寻仇；东北军自己先打起来，外部力量根本不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就能让这支军队失去整体力量。
局势的发展很快印证了这个判断。
王以哲在东北军中资历深、影响大，他遇害的消息传到前线后，六十七军所属部队立即出现强烈反应。刘多荃部调头回师，准备向少壮派报复。参与枪杀王以哲的卫队二营营长于文俊很快被杀，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人也成了追捕目标。
混乱中又出现了一场令人惋惜的误杀。长期奔走于陕北和东北军之间、推动合作抗日的高福源，在局势失控后遭到扣押，并于2月5日遇害。一个王以哲倒下，紧接着又有人死，仇恨已经开始自行滚动，谁都不知道下一枪会落在哪里。
周恩来等人这时做的事，不是继续争论谁的火气更有道理，而是赶紧把报复链条截断。他们前往王以哲家吊唁，安抚家属，帮助料理后事，同时同东北军各部和杨虎城方面沟通。为了防止孙铭九等人继续留在西安引发新的冲突，又安排他们暂时离开，由刘鼎护送到三原一带。
但有些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东北军前线部队开始自行调整，内部对下一步去向也不再一致。原本依靠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红军之间合作形成的西北军事格局，几天之内迅速松动。
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2月6日，第十七路军驻西安部队撤向三原，杨虎城也离开西安移住三原。2月8日，宋希濂率第三十六师进入西安，第二天顾祝同到达。到这个时候，“二二事件”造成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一场军内刺杀。
东北军自身也作出了新的选择。刘多荃、缪澂流等高级将领开会后，不再坚持留在西北，而是接受部队离开西北、向河南和安徽方向调动的方案。原本集中在西北、具有较强整体性的东北军，从此逐渐走向分散。
回过头看，少壮派最初想解决的是“救张学良”这个难题，可他们采用的办法恰恰破坏了最重要的资本——东北军自身的团结。王以哲被杀后，张学良没有因此恢复自由，南京方面也没有因为枪声改变立场，真正改变的，是东北军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历史中的很多大转折，并不都是从战场上开始。有时候，真正决定局势走向的，就是内部还能不能坐下来谈，能不能在愤怒中守住底线。
1937年2月的西安只用了几天，就给出了答案。意见不合原本还有商量余地，可一旦把枪口转向自己人，政治分歧就会变成血债，血债又会带来报复。到了那个阶段，最初想达到什么目标，反而越来越不重要，因为局面已经不再由最初的计划控制。
周恩来当时拍桌怒斥的重点，也正在这里。眼前看是一条人命，往后看却是一整支军队可能因此分裂。后来东北军的变化说明，那几声枪响并没有帮助它重新掌握主动，反而加速了内部瓦解。西安事变刚刚争取来的和平空间，也因此经历了一次极其危险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