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蒂斯：广场协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升值不是关键错误

Michael Pettis开了个专栏评论中国金融，在北大教的就是金融。总体感觉，他虽然在中国有很多年的经验，但最终还是选择了“中立批评”的姿态。就是说，他会从金融角度论证中国“问题很大”、“走错了路”，论调总体是符合西方意识形态的，但角度和别人不一样，一般人搞不太懂这些弯弯绕，算是一种拧巴的唱衰。美国精英舆论感觉普通唱衰“太假没法用了”，佩蒂斯就有价值了。

这篇文章关注了顺差太多，人民币要不要大幅升值的问题，最近不少舆论提了广场协议。上月，中国前驻美大使表示，“奉劝世人，摒弃对中国强加另一场广场协议的幻想”。

佩蒂斯就是分析说，《广场协议》没摧毁日本经济，是日本协议之后政策应对不对；中国从中可以学习的不是“绝不能升值”，应该是“不能用信贷扩张来逃避结构调整”。

中国这边确实有传统说法，美国强迫日元升值、日本出口竞争力受损、失去的二十年（在发展成30、40年），《广场协议》对日本是大坏事。佩蒂斯说，这在经济学上是错误理解。日本政策界当时已经认识到，靠出口和投资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要向国内消费转型。日元升值可以把购买力从出口部门转移到家庭部门，提高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能有不错的再平衡。1986年日元升值后，经济增速从5%降到2.5%，是调整过程中可预见、也必须承受的短期代价。

但日本的错误是，不愿承受调整成本，降息、大肆扩张信贷。降息把收入从家庭转移回企业和政府，逆转了升值本应实现的收入再分配，消费占比始终没提上来。廉价信贷涌入房地产和产能投资，催生了最大规模的资产泡沫和无效基建。

与之对比，德国有同样的汇率调整，却没有大规模信贷错配，避免了泡沫破灭后“失去20年”的命运。

所此，佩蒂斯认为中国要再平衡，有三条路。一是收入向家庭部门转移，让消费承接产出（这是佩蒂斯认为的正解）；二是继续靠债务驱动的投资硬撑，让债务和产能过剩恶化，未来调整更痛苦；三是接受增长放缓和失业上升。

文章就是说，这第二条路是最大的风险，会重蹈日本覆辙，在外需疲软时用新一轮信贷刺激投资来对冲。而且中国的内部失衡比当年日本更严重，外部环境更不利。

我觉得这些讨论过于理论化，实际发生的事远超经济学家的想象。有两个压倒经济学家认知的事，一个AI的进步，如果不理解AI的原理和影响，经济学就会懵逼。再一个是中国科技的进步，如果不理解中国科技发生了什么，经济学假设就全错了。

日本的失败，最大原因是科技失败，过去强大的产业一个个被击溃，那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日本科技会失败，可以倒推，快乐教育、僵化体制、偏执心理。

而这些讨论，都不敢去解释中国顺差大幅增加的真正原因。即使人民币升值，中国顺差也会不断增加，因为外国需要中国科技提供的商品，来维持经济运转。中国科技支撑的制造业断崖领先外国，这就是最重要的基本面。这都不提，佩蒂斯扯来扯去还是老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