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是太监，但郑和的手下船员们可不是太监！

永乐三年，船队从苏州刘家港出发，跟着郑和走的人据载超过两万七千。

这两万七千人里，宦官的数目是相当小的一个比例。郑和是太监，副使王景弘是太监，随行的正使副使里另有几位宦官，加在一起大概百来人上下。

剩下那两万六千多，是军队，是水手，是翻译，是医生，是工匠。这些人大部分从来没进过皇宫，也不打算进去。

这件事讲清楚，需要先把背景摆一摆。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位，身边的宦官在战事里立了功，郑和就是其中之一。

朱棣对宦官信任程度高，跟文臣体系拉开了距离，这在当时的政治格局里有其来由。宦官没有外戚背景，没有科举出身带来的清流包袱，皇帝用起来放心。

下西洋这件大事，规格极高，出动的船只和物资前所未有，朱棣把总指挥交给郑和，完全符合当时宫廷里的用人思路。

但船队本身需要的人，宦官体系根本填不满。

一支船队带几十条宝船，各类辅助船加起来超过百艘，需要的人力从驾船、修船、作战到翻译、医疗、记录，缺哪一环都走不下去。

宦官在宫廷里做的那些事，到了海上几乎全用不着。真正撑起这支船队的，是另外几批人。

军事这一块人数最多。随行的卫所军队承担护卫任务，同时在必要时执行陆上行动、维持停靠港口的秩序。这些官军来自各地卫所，接到调令出海，跟内廷没有关系。

他们在宣德年间出洋的档案里有名目记录，武官、旗军、勇士、力士、余丁各有编制，是一支正规部队的建制。

水手和船工是技术力量的主体。

福建沿海尤其是闽南一带，几代人在海上讨生活，积累的航路经验和操船本事，是下西洋能在技术层面走得通的底气。

这批人多数籍贯在福建，说的方言京城官员未必听得懂，干的是出力气的活，靠的是真本事。宝船在近海、近岛的航行，以及在陌生港口的进出靠泊，离了这批人什么都是空谈。

医官医士跟随出航，是应对长途海上疾病的必要准备。

热带气候带来的疫症，换水土导致的问题，以及各种外伤，都需要有人处置。船上带药材，也带懂用药的人。这些人的具体姓名大多淹没了，没有留下完整记录。

说到这里，翻译这批人值得单独讲。

下西洋的目的地横跨东南亚、南亚、阿拉伯半岛、东非，涉及的语言少说十几种。谁能做翻译？靠读书读出来的可能性很低，靠实际接触积累的机会，集中在泉州、广州这几个口岸城市。

唐代起这里就有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他们的后代留了下来，有些与当地人通婚，到了明代已经是土生华人，但家里仍然保有伊斯兰信仰，部分人还懂阿拉伯语。

郑和本人是云南穆斯林家庭出身，祖上做过朝圣，家里有这方面的语言底子，这也是他被朱棣选中执行这项任务的原因之一。

马欢，就是翻译这批人里留下名字和文字的一位。

马欢是回族，浙江会稽人，通阿拉伯语，跟着船队出过多次西洋。回来之后，马欢把亲眼见到的情形整理成书，书名叫《瀛涯胜览》。

书里记的东西相当具体——哪个港口用什么货币，当地人怎么计量重量，椰子和槟榔怎么吃，哪里的人不碰牛肉，哪里的女人如何打扮头发，婚俗葬俗各是什么规矩。

这些不是道听途说，是自己走过去看来的。

《瀛涯胜览》今天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核心史料，没有这本书，很多细节根本无从核实。

留下类似记录的还有费信和巩珍。费信是苏州人，参与了多次出行，写了《星槎胜览》；巩珍是南京人，参与了宣德年间的那次航行，写了《西洋番国志》。

把这三个人的书放在一起看，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下西洋最可靠的亲历文字。

写下这些文字的，一个太监都没有。

船队里还有一类人，今天几乎没人提起。负责观测星辰、判断方位的技术人员，用的是"牵星术"，凭借特制的牵星板测量星体高度来确认位置。

这套技术靠经验积累，不是读书能读出来的，掌握的人多是世代航海的家庭出身，或者从长期的海上实践里磨出来的。

他们的姓名基本没有留下来，只有少数图表以《郑和航海图》的形式保存至今。

宣德八年，最后一次下西洋的归途上，郑和在海上病逝，具体地点说法不一，一般认为是在古里附近。

带出去的两万多人，回来之后各散各的。有人回了卫所，有人回了福建老家，也有人在中途的港口留了下来，后来成了东南亚华人社区的一部分。

这件事在民间口传里有痕迹，具体的家族源流核实起来很复杂，各地情形不同。

马欢的《瀛涯胜览》在他生前没有广泛流传，辗转抄传，到明代中后期才有刻印本出来。

书里有一段他记叙在某个港口市集的见闻，说得很平实，就是一个在异国码头逛过去的人，把眼睛扫到的东西一件件记下来。

读这段文字，会觉得这个人在那天下午确实站在那个地方。

参考来源：
马欢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海洋出版社，2005年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郑鹤声、郑一钧编，齐鲁书社，1980年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中华书局，195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