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她拉着儿子的手走出法院，北京的秋风吹得人脖子发凉。儿子的小书包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只旧小熊，除此之外，她们几乎一无所有。前夫站在台阶上抽烟，看着她们上了那辆临时叫来的出租车，没有说再见。
电视台的同事们并不知道鞠萍的变化。她依然准时出现在化妆间，对镜子里的自己微笑，用轻柔的声音给小朋友们讲“大风车吱呀吱哟哟地转”。只是录制间隙，她会走到没人的走廊尽头，从钱包里抽出那张薄薄的存折看一眼，又迅速塞回去。
第一个难关是儿子的学费。原计划要上的那所小学需要一笔赞助费，鞠萍手里的钱不够。她想了几个晚上，最终拨通了校长的电话。她没有提自己的名字，只是以一个普通母亲的身份询问是否有减免政策。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然后说：“这样吧，您让孩子先来考试，其他事情我们再商量。”
考试那天，鞠萍特意请了半天假。儿子走进教室前回头看了她一眼，她用力点了点头。等待的两个小时里，她坐在学校传达室的长椅上，把下个月的生活开支在脑子里算了三遍。当儿子拿着画满红勾的试卷出来时，鞠萍第一次在学校门口抱紧了他。
学费最终免了一半。鞠萍谢过校长，走出办公室时在楼梯转角停了停，从包里拿出纸巾按了按眼角。接下来的三个月，她接下了所有能接的晚间配音工作。儿子睡着后，她关上房门，对着话筒一遍遍调整声音状态。有时候录到凌晨，她轻手轻脚走进儿子房间，看见孩子抱着小熊熟睡，才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元旦前，制片人找到她：“台里明年要开一档新的亲子节目，需要一个既能主持又能策划的人。”他把策划案推过来，“但前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可能顾不上家里。”
鞠萍翻看着策划案，手指停在“目标受众”那一栏——单亲家庭儿童。她抬起头：“我做。”
新节目的筹备让她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儿子已经学会自己热早饭，出门前会把鞠萍的胃药和水杯放在床头柜上。有天深夜鞠萍伏案写稿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身上盖着儿子的外套，桌角贴着一张纸条：“妈妈，记得吃药。明天我值日，不用送我。”
节目样片通过审核那天，鞠萍特意早点回家。她买了蛋糕，和儿子一起庆祝。蜡烛光里，儿子忽然说：“妈妈，我们班也有同学的爸爸妈妈分开了。”他顿了顿，“但我现在觉得，我们这样也挺”
鞠萍握住他的手。窗外的冬夜很静，能听见暖气管道里水流的声音。
节目播出第三期时，鞠萍收到了一封信。信封里没有署名，只有一张存单复印件——是她当初放弃的那部分财产，被转到了一家儿童基金账户，备注栏写着：“给孩子。”
鞠萍拿着那张复印件在窗前站了很久。儿子走过来问怎么了，她把儿子揽到身边，指着窗外刚刚亮起的路灯：“你看，天黑了，灯就会亮。”
儿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鞠萍没有再说话，只是把那张纸仔细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厨房里炖的汤咕嘟咕嘟响着，香气飘满了小小的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