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的一场宴会上，沈醉带着妻子粟燕萍出席，席间戴笠的目光始终落在粟燕萍身上，那股不加掩饰的打量让沈醉心头一紧，深知戴笠的性子，任何逾越规矩的举动都可能招来风险。

回去后他没多说别的，只叮嘱妻子：“戴老板出现的场合，你不要露面。”粟燕萍没争辩，第二天就把鲜亮的旗袍收进箱底，翻出几件半旧的衣裳换上，连出门采买都特意绕开戴笠常去的军统办公区周边的商铺。

沈醉看着她的举动，没表态，出门却绕去邮局，给昆明的连襟发了四个字的电报：“速病，催归。”

三天后昆明回电，沈醉拿着电报直奔戴笠办公室，脸上堆着恰到好处的愁容，连说话的语气都带着几分刻意的焦灼：“老板，内人母亲急病，怕是得回去看看，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戴笠扫了眼电报，手指在桌面敲了两下，那是他思考时的习惯动作，眼神里带着几分审视：“孝道不能拦，准多久的假？”沈醉垂下眼，刻意避开戴笠的视线，声音放得更轻：“眼下西南战事吃紧，路上耽误，恐怕得一两个月。”

戴笠点了点头，摆了摆手让他出去，没再多问半句。粟燕萍走的当天，沈醉亲自送到江边，看着船帆在江雾里渐渐模糊，他才转身快步去了军统总部三楼的档案室，调取了最近半年和昆明相关的所有人员往来报备记录。

他翻得很慢，像是在核对什么，实则在等一个信号，确认戴笠是否真的会对昆明方向的人员动向格外留意。果然，一小时后戴笠的副官也进来调阅记录，两人在狭窄的过道里碰上，副官愣了一下随即笑道：“沈处长也在？真巧。”

沈醉也笑，语气里带着几分漫不经心：“是巧，查点旧事，整理些往来的报备材料。”

从档案室出来，沈醉不敢再等，通过黑市联系上跑滇缅线的马帮头子，塞了一笔钱，托对方把粟燕萍从昆明悄悄转移到更偏远的大理乡下，连原先的住处都退了，只留了一个接收信件的联络点，避免留下任何可追查的痕迹。

做完这些，他给妻子去了一封信，没提戴笠半个字，只说：“母病需静养，择清幽处久居，家用按月汇，勿念。”

粟燕萍在大理安顿下来后，沈醉在军统内部的举动更谨慎了。他主动揽下几桩棘手的西南情报整合差事，频繁出差贵阳、桂林，把自己从重庆总部的人际圈里淡出去，减少和戴笠身边亲信的接触。

每次回渝述职，他都特意穿一身风尘仆仆的旧制服，连领口都带着些旅途的尘土，反复强调前线工作的繁杂棘手，连汇报的内容都多是西南地区的敌情动态，绝口不提家事。

戴笠问起家事，他总是叹气，语气里带着几分无奈：“内人在昆明侍疾，分身乏术，连个能搭把手的人都没有。”

1944年初，沈醉手下一个负责监听的小组长突然被调去培训科，明升暗降，连个说法都没给。沈醉当晚约他在小馆子喝酒，特意点了对方爱吃的下酒菜，对方喝多了，含混提了一句：“上礼拜，老板秘书室有人打听过沈太太在昆明的住址……”

沈醉给他添满酒，面色如常，连眉头都没皱一下：“瞎打听，别往心里去，来，再喝一杯。”

第二天他就以“加强一线情报能力，避免监听人员脱离实战”为由，申请将这个小组整体外派到河南前线，报告里列了一长串冠冕堂皇的理由，连具体的人员名单和行程都写得清清楚楚，戴笠批得很快，似乎已不在意这些细枝末节，只当是沈醉在为前线出力。

抗战胜利前夕，沈醉得知戴笠常驻南京，才托人捎信让妻子启程回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