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8岁翁瑞午糟蹋了一名女大学生。对方母亲大怒，发誓要将他告进大牢。不料到了法庭上，翁瑞午正准备认罪，女大学生却突然跳出来说：“怀孕是我的责任。”

法庭宣判后，翁瑞午跟在律师身后往外走。记者围上来，他抬手遮了遮脸，长衫袖口磨得发毛。他没说话，加快步子钻进车里。

家里电话响了几次，他都没接。第三天早上，陆小曼来了，把一包中药放在桌上。“你自己也是懂医的，”她说，“脸色这么差。”

翁瑞午盯着药包看了会儿。“她怎么样了？”

“学校开除了。母女俩吵得很凶。”陆小曼坐下来，“你早知道她会改口？”

翁瑞午摇摇头。“我没想到。”

“那信呢？真是她写的？”

“是。”

陆小曼没再问。她坐了一刻钟，起身走了。

翁瑞午打开药包，药材气味冲上来。他想起第一次去女大学生家，她母亲端出的茶也有这种苦味。那时候女孩子十八岁，扎两条辫子，叫他干爹声音很轻。

后来她来拿学费，有时会多坐一会儿。翁瑞午给她看收藏的字画，她问很多问题。有一次下雨，他送她回学校，车里她突然说：“干爹，你和别人说的不一样。”

“别人怎么说我？”

“说你是公子哥儿，只会玩。”

翁瑞午笑了。“他们没说错。”

“不是的。”她说得很认真。

现在这些回忆都带着罪证的味道。翁瑞午把药材倒进罐子，加了水，点上煤炉。火苗窜起来时，他听见敲门声。

门口站着女大学生的母亲。才半个月，她头发白了一大片。

“她走了。”女人说，“留了封信，说去广州。”

翁瑞午让开门。“进来说。”

“不进了。”女人从怀里摸出一个小布包，“你的东西，她还回来了。”

布包没系紧，露出信封一角。是翁瑞午写给她的信，只有两三封，都是说些日常琐事。

“还有别的话吗？”

女人盯着他。“她说对不起你。”

翁瑞午捏着布包，布料很糙。“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女人转身要走，又停住，“她小时候很乖的。”

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消失。翁瑞午关上门，把布包放在桌上。煤炉上的药罐开始冒热气，噗噗地响。

那之后翁瑞午很少出门。偶尔有老朋友来，聊起这事都摇头。“老翁，你这步走错了。”

“我知道。”

“往后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中医执照被吊销了，以前常来往的人家也不再请他。只有陆小曼每月会来一两次，带些吃的，或者几本旧书。

有一次她问：“你后悔吗？”

翁瑞午正在整理医书，手指停在书脊上。“后悔什么？”

“全部。”

他没回答。窗外有小孩跑过去，笑声很亮。翁瑞午想起女大学生说过，她小时候最喜欢在弄堂里这样跑。

“她应该把孩子生下来了。”陆小曼说。

“嗯。”

“你想找他们吗？”

翁瑞午摇摇头。“找到了又能怎样。”

1958年春天，有人从广州回来，说在那边见过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女人，模样很像。翁瑞午听了，只是“哦”一声。

那天晚上他睡不着，起来翻箱子。最底下压着一张照片，是女大学生二十岁生日时拍的。她站在学校门口，笑得很腼腆。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给干爹留念。

翁瑞午看了很久，把照片收回去。煤油灯的光跳了一下，他吹灭灯，在黑暗里坐着。

天快亮时，他决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收拾行李时，他把那个小布包也放进了箱子。

火车开动时，窗外下起小雨。翁瑞午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他想起最后一次见女大学生，是在法庭休庭时。她从对面走廊走过，看了他一眼，很快又低下头。那时他就知道，有些东西再也回不去了。